《保卫延安》第97章

战士们齐声呼喊：
“发扬无产阶级的顽强性！”
“坚决拿下劳山！”
“把敌人埋葬在延安！”
陈旅长摆了一下手，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在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祝同志们永远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战士们万岁！”
欢呼声、口号声，让这荒山梢林里充满了生气。
这一天为了保证战斗胜利，各连司务长也特别加了一把劲。他们买了许多包谷棒子，煮熟，分给每人两个。战士们利用出发前的几分钟，急急忙忙地啃包谷棒子。
有一个战士，拿了三个包谷棒子送到陈旅长面前，说：
“我们每人分到两个棒子。为了欢迎你，我们连队的司务长给你分了三个棒子。”陈旅长接过包谷棒子，说：“告诉你们司务长：每人分两个棒子，他为什么给我分三个？太不公平咯！”
转眼间，陈旅长了解了：刚才给他送包谷棒子的战士是代表了三个战士来的。他们每人少吃一个棒子，省出的三个，派人送给陈旅长。陈旅长到处找那三个战士，要把包谷棒子还给他们。可是他哪里找的到呀！
陈旅长对赵劲和李诚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拿点棒子啃呀！”
赵劲说：“旅长，我们就是来请你呀！你看，上边那棵大树下，有棒子啃，还有开水喝。”
李诚说：“旅长，我们不光请人吃饭，而且还管饱。”
他们钻过树林子，正好碰见周大勇。
周大勇敬了礼，抹了抹脸上的雨水，笔直地站在一旁。
陈旅长瞅着周大勇对李诚和赵劲说：“年青的老革命，是你们团的一员猛将啊！”他爽朗地笑了。
赵劲严肃地望着周大勇，说：“是的！”
陈旅长说：“周大勇同志！今天你们主攻劳山，可要打出个名堂！”
周大勇站得溜直，紧闭着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旅长，说：“首长们放心，我们一定拿下劳山！”说罢，他思量着捉摸什么。
陈旅长想：“战争，使他学会了思索。”他说：“我知道，你会制服敌人的！”
陈旅长望着延安上空的黑云彩；伸长耳朵，仿佛想要听一听那延安城郊的猛烈的炮火声。他转过头，望望周大勇又望望赵劲和李诚，说：“你们要狠狠地打击敌人，拿下劳山。
但并不是拿下劳山就万事大吉。你们还要告诉战士们，收复民主圣地延安的日子到了，解放大西北向帕米尔高原进军的日子到了！你们要告诉战士们，前去的路子还长，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要让战士们永远记住，共产党教养的战士是永远无敌的！”他转向周大勇，又说：“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打出威风来的。去，昂首前进！”
周大勇、王成德、卫刚，像无敌的旗帜一样，率领着战士们，从沟里的梢林中钻过去，向延安的大门——高耸在天空的劳山进攻了。……
旅长陈兴允、旅政治委员杨克文、团长赵劲和团政治委员李诚，带着参谋人员上了一个高山头。他们用望远镜望了望营长周大勇率领战士们进攻的枪炮声炽烈的山头，又望北方。
北方，万里长城的上空，突然冲起了强大的风暴，掣起闪电，发出轰响。风暴夹着雷霆，以猛不可当的气势，卷过森林，卷过延安周围的山岗，卷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征战过的黄河流域，向远方奔腾而去。……
一九四九年冬草于帕米尔高原之侧的喀什噶尔城
一九五四年夏脱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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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重庆雪儿再校
后记
一九五六年初，这本书重排的时候，我曾经修改过一番：
删去了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虽然个别地方改动比较多，但是从总的方面说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技术性的。这次重排也在字句方面作了一些改动。
有许多读者来信问我：“红军一九三五年底就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而书中写着周大勇一九三六年参加红军还长征过，这有点说不通！”我们通常说“红军长征”多半是指党中央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而言，——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央红军”。其实中国工农红军是分为好几路长征的。
红一方面军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而红二方面军是一九三六年初开始作北上的转移，途中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同年十一月到达陕北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由此可知：周大勇一九三六年初加入红军，后来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作者一九五八年九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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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重庆雪儿再校
重印后记
《保卫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关于它，我从未为报刊写过一个字。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在侮辱和践踏中写了许多材料，“交代”自己因为写了它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那些年月里，我曾千百次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一个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为的是和广大群众一道来争取这样一种“命运”吗？
一九四七年夏初，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之后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难忘的。因而，部队抵达祖国边陲，还在硝烟弥漫中继续追剿残敌时，我便着手来写这部作品了。
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我们现有的描写战争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创造，又谈何容易！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没有任何图书资料可供参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在战争中所写的日记，近二百万字。衷心感谢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和新闻工作使我得到的锻炼，因为它要求你努力学习；要求你不仅看到一些具体的战斗，以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瞩目于西北战场、瞩目于全国各战场，以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钻在遥远边疆的刚刚从反动派手中夺取的简陋营房里，必然眼光狭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论事，要想写一部较有分量的长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们忙于打仗，顾不上写有关战争的规模较大的作品。当时，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还有几部，写民兵和游击队斗争的作品也有一两部，而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但是，这些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这就是说，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
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一捆捆材料就堆在军营斗室的地上，要想进去，便必须跳来蹦去地“翻山越岭”。那个时期，白天骑上马出去采访，或者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准备开展生产建设等情况；到晚上，就坐下来写这部作品。九个多月的时间，居然写起了近百万字。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稿子都是使用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来抄写的。因此初稿抄起来，足有十几斤。
一九五○年底，初稿刚完成，就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当时，从冰天雪地的边疆回到黄河岸边的故乡，骑马、坐汽车，至少也得三个月甚至半年。我五内俱焚地拿着电报去找我们的兵团司令——西北战场一位威名远震的英雄。他，深表同情，让我搭乘当时在西北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到西安。然后就穿过我们当年在渭河北岸的作过战的许多地方，在严寒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