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全文字)》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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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流浪过大半个中国的华侨著名发型师，他对华人黑发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头发造型的华族小组络绎不绝，但不少小姐总是把母亲也带到美发厅里来，原因只在于，这位发型师有一个怪脾气，为华人黑发造型时他只说华语，小姐们的母亲是来充当翻译的。年老的发型师力图营造一个发色和语言协调的小天地，保存一点种族性的和谐，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中国人的头发几万几千年一直黑下来，黑过光荣，黑过耻辱，将来还会一直黑下去，但语言却并不是这样固执。或许最终还是固执的，但现在却已不易构成与中国人的生理特征一样稳定的审美造型。对此，发型师是痛苦的，小姐们是痛舌的，母亲们也是痛苦的，这是一种不愿反悔、更不愿谴责的痛苦，一种心甘情愿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这种痛苦早就有过，而且都已老化为沉默。我想“牛车水”这个地名就是这样的沉默物。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倔强的语言硬块，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现代闹市间。据说新加坡开发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华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盘车从井里打水，然后又驱赶着牛车到各地卖水。每天清晨，这座四面环海却又十分干渴的城市醒来了，来自各国的漂泊者们都竖起耳朵期待着一种声音。木轮牛车缓缓地碾在街石上，终于传来一个极其珍贵的字眼：　
水……！　
当然是华语，那么婉转，那么回荡，那么自豪和骄傲！一声声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润。　
如今，牛车水一带街道的旧屋门口，有时还能看到一些闲坐着的古稀老人。也许他们呵出过太多的水气，干瘪了，只剩下满脸沟壑般的皱纹。眼前，是他们呵出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在这座城市间，他们已成了陌生人。　
看着他们木然的神情，我总会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论的含义，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华人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祝愿和告别中仍然裹卷着这种悲枪的意绪。　
英语里的billionaire翻译成华语成了“亿万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报中有“富婆”的字眼，我当然不会用在她头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华语还没有来得及为各种巨富调理好足够的词汇，我们不正在评说华语吗，这是华语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华饭店的“李白厅”里请我吃饭。在李白的名字下请中国文人显然是合适的，但为什么要请我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从上海来。　
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纽约、旧金山、东京困难。好像华侨也有个分工，南洋显然是被福建、广东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挤在这里显得无趣，跑到别处去了。结果，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道地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我在这里遇到过几次没有前因后果的聚会，参加者就是几个偶尔相识的上海人。名字还没有一一搞清呢，却来邀请吃饭了，主茶是“腌笃鲜”、炝蟹什么的，当然要去。有次我请当地一位演员驾车载我赴约，为了不使这位演员受冷落，预先在电话里讲明“不全讲上海话”。结果是，一进门大伙就忘情，弄得演员在饭桌一隅呵欠连连、昏昏欲睡。　
我进李白厅时，她已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就她一个顾客，一群女招待显然都认识她，极其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她，注意她有什么最细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进去，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许多分支是很难学道地的，上海话就是其中的一种。一开口就听出来，半点马虎不过去，说了两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现今的谈话，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子，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图从中找到一点祖父的面影。结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口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吓了一跳。　
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开启一道生命的闸门。我知道，这位多少年来一直沉溺于英语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说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节奏，却像隐潜在血管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她曾经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绷得很紧，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静处，唤回自我的时候，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潜流就会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半个世纪没有真正说过的湖南话和上海话依然如此纯正。“年纪大了就喜欢回首往事，哪怕在梦中。”她说：“做梦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讲着不同的方言语音。”　
她年轻时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桥。斜桥地区我很熟悉，根据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在脑子里爬梳过去，想找到一幢带花园的影影绰绰的楼，找不到。她不记得路名，不记得门牌，记得也没有用，50年间，什么没变？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话，留在嘴边。　
她说，她明天去泰国，那儿他们家正在筹建一座餐厅。“李白厅”的名字已被这儿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国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厅”。可是，这个名称用湖南话一说就成了“豆腐厅”。“豆腐虽然我也爱吃，却不能这么去糟蹋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诗人。”因此直到今天，她还在为餐厅的名字苦恼着。　
她从泰国回来，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参加当时正巧召开着的世界华文教育会议的好几位其他国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适华贵可以想象，印度门卫，马来西亚仆人，菲律宾女佣，忙忙碌碌地围着几个客人转。客人与主人一样，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