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路》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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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咱们国家进入商品经济以后，这体育运动的经费就从来没有松快过，国家拨款就那么多，优势项目要力保，基本上是长期保证，永久的投入，弱势项目也就有就给一点，没有就压缩，许多好苗子也就是这么给耽误了。”徐伟民叹口气说。
“同样是搞体育，人家外国怎么就能上去？不能用简单的人家发展时间长，群众基础好等理由来说明这个问题，要说群众基础好，那么我们国家的自行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跟我们比的，可是我们怎么就不出成绩？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张晓军喝了一大口酒说道。
“那你说我们这个体制应该怎么改？难道也像西方国家那样？”徐伟民疑惑的看着张晓军。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的体制有我们体制的好处，比方我们一旦建立了优势项目，就可以凭借国家的集中的管理体制长期保持，你看咱们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小级别的举重、女子排球等就长期的保持着优势，对于现行体制不能一概否定，那是不科学的。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发挥民间企业的力量，香港的霍老先生的奖励办法不能不说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行为，但是这只是一种，国家有没有考虑那些对于体育运动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没有，既然没有，那么企业对体育的投入就只能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了，一是个人爱好，也可能有点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二是以赢利为目的了。这样就把那些大批的有能力支持体育运动的企业和个人给排斥在外了，甚至出现了经济越发达体育事业反而越退步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广东原来是我国的体育大省，曾培养出相当多的著名运动员，那个时候就是在足球队里都会占据半壁江山，可是现在你看看广东的体育，还能跟北方的那些省比吗？这就是国家政策的问题了，当然了，地方政府的政策也是关键。”张晓军又打开了一瓶啤酒，哗哗的给徐伟民倒酒，也给自己满上。
“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其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已经到了骨髓里面，早年的运动员主要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可是现在的运动员，只有在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证以后才是去为国争光，这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原来的运动员在拿冠军的时候想的最多的也就是没能给国家争得冠军，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即没有奖金也没有丰厚的社会报酬，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当他们走进决赛的门槛时脑子里想的尽是些荣誉啊、金钱啊、名人效益啊等等，再加上教练的压力，因为教练也要那些东西啊，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打算一步登天的运动员，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顶不住压力最后败下阵来，心理失常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运动员比赛失败的最大问题。甚至还提出了打比赛就是打心理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体育的一个新的特点。”
这个时候徐为民才知道张晓军对国家的体育是想了很多的，晓军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体育的现状，即没有妄自菲薄，也没有全盘否定，应该说他是在探索。
“我国的体育经费历来是很紧张的，随着我们在世界上获得的冠军越来越多，那么养育这些人的费用也在不断的增加，辽宁就出现了冠军多如毛，养不起的怪现象，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在看待体育事业的发展上还存在问题。一方面我们对那些有贡献的世界冠军的经费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一些半吊子人员长期混在体育衙门里吃国家的喝国家的，这些你比我清楚。”张晓军笑着对徐伟民做了个鬼脸。
“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提了这么多问题，难道就没有想想怎么去解决它？”徐伟民瞪微微发红的眼睛。
“我这不是在实验吗，您就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啥事它不得有个过程吗？”张晓军吊着徐伟民的胃口。
“你小子少跟我玩这个哩个儿愣！说，全给我说出来！”徐伟民那样子恨不得要掐张晓军的脖子了。
“好！好！我坦白，我说我说还不行吗，您瞧您急的。”张晓军赶紧给老爷子又夹了一块他最爱吃的红烧肉。
“体育的管理跟企业的管理国家的管理是一个样子的，都要解决供产销的问题，选拔优秀的苗子是基础，在这个投入里面现在我们国家没有过去力度大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的学校对这样的事情不重视了，教育经费里面的体育课含量微乎其微，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运动员在文化上要落后很多，除了我们的体校不重视文化学习以外，普通学校不重视体育也是一个关键，在人们的观点中，能读好书干吗去搞体育啊，这是一个误区。因此要从小学校抓起，每年的学生运动会不能流于形式，这是保证我们有大批的体育人才的最根本的保证。另外一个重点是解决好退役运动员的前途问题，许多优秀的运动员在退役以后要找出路，要去重新发展，这个工作我们做的不够好，并不是我们照顾好那些获得成绩的运动员就可以了，而是要有完整的分流体系，给那些退役的运动员实实在在的工作方向，这样说并不是要固定什么模式去安排他们而是要给他们政策，比如，退役的运动员如果要上大学可以给予什么优惠，要去工作可以给予什么样的支持或者减免，要去办公司，那么政府根据政策应该怎么扶持，要去当教练，又要给什么培训和机会，这些给的都只是政策，当有了这个政策，那么我们的运动员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还会有后顾之忧吗？只有这个普遍的层面扩大了，我们的尖子运动员才会脱颖而出。”张晓军这个时候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涉及到国家政策方面的问题了。“国家老是说支持，说投入，可是并没有落到实处，其实在政策上给一些宽松的条件，国家并没有减少什么，可是下面的问题解决了，你们也轻松不少，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都不能生存下去，那么这个人恐怕就只能是进监狱了。”
“你所说的观点在我们国内一直都在争论，法律界人士说这不是平等的国民待遇，恐怕其他人的利益会受到伤害。”徐伟民说。
“呵呵，要是平等那他干吗不去比赛啊？别人为国争光了难道那些没有参加比赛的人不是免费的获得了欢娱吗？照平等的理论那些获得欢娱的人是不是应该付费啊！”张晓军不屑的说，“平等历来就是个相对的，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相对的平等和不平等中发展起来的，就算是要平等也只是给个期限罢了，这不是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广告商专门找成名的体育运动员做广告，这才是不公平的，试想哪个运动员不是经过国家层层选拔层层培养才成材的？结果是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培养了运动员，而在收获季节的时候不仅得不到回报，还要支付大笔的奖金，成功的果子又被那些企业拿去滥用，很多运动员不就是被这样的金钱陷阱给弄的迷失了的吗？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在投入的时候这些企业不介入？为什么要鼓励这些企业老是在收获的时候去摘果子？我想你们体育总局也应该在这个方面变变花样，首先这些广告商在做这些广告的时候不仅要向运动员支付费用，而且也应该向培养这些运动员的国家支付费用，这可以用广告税来体现，因为是国家培养了这些人，当然这个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行业的管理，总之要想那些既得利益者说不，教练员也是这样，对于外国知名运动员教练员也要这样，国家不能白白的让这些看起来是支持体育运动实质上是占便宜的拿来主义者搞乱我们运动员教练员的思想。反过来，如果一个广告商找了一个还没有成名的运动员做广告，那么政府则不仅不收费用，反而要鼓励这样的行为，一旦这个运动员成名，则首先就自动的成为这个被广告的企业的代言人，而且以后的广告也无须向政府支付费用，未成名的运动员可以利用这个企业的资助努力发展自己的项目，也大大减低了国家培养运动员的负担，这就使我们的运动经费来源变的广泛，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经费来源，运动员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教练员和训练方法，使我们在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