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屯的变迁》第三百一十六章，人心不足蛇吞象。

    二毛子娶了媳妇没有几天，他又来到县城见我了一次，说是还得借我500块钱，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要垒后院的围墙。那几天，我的心里正为他家后院没有围墙而担心着，所以没有任何的推辞就又给了他500块钱。
    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二毛子后院的围墙终于高高地垒了起来。
    ······
    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村长竞选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二毛子除了脾气倔强，人正派，他还是一个庄稼的好把式，别的也没有什么特长，他舍得在庄稼地里下功夫，他的庄稼一年四季里很明显的“行儿是行儿，趟儿是趟儿”，杂草不生，庄稼旺盛，煞是整齐好看。
    就在那年，二毛子在西地种了二亩玉米，到了农历七月底，黑嘟嘟的一片，长势喜人，眼看着丰收在望，谁知道一夜之间竟然被人砍得“片甲不留”，一片狼藉。气得二毛子的女人坐在那片“万军覆没”的玉米地上整整地嚎啕了半天······。
    不久的一个“风高月黑夜”，“东场”突然火光冲天，当人们拥到那里，看见二毛子家的麦秸垛燃着熊熊大火，一会儿的功夫，他家里的那头拉犁拉耙的大黄牛，一冬赖以饱食的“食粮”可化为灰烬了。
    ······
    这一切，不但没有压抑二毛子为他姐夫竞选苏家屯村长而奔波的志气，反而更加使他认清了他姐夫对手的本来面目。
    离选举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塔村因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过生日，孩子们特意请来了县剧团来为老人祝寿。二毛子有看戏的习惯，那天晚上散了戏，二毛子随着看戏的人往家里走，在“黑眼儿沟”的沟底，突然一道强烈的电灯光射向了他的眼睛，与此同时，有几个人上前架住他的胳膊把他架到一边的小树林里，一声闷响，二毛子觉得头上被重重的一击，他当时便失去了知觉。
    那晚，二毛子的女人在家里左等右等不见二毛子回家，她知道她的男人肯定是又出了什么事情，全家人就拿着手电筒沿着苏家屯和大塔村往返的道路，一边大声的喊着二毛子的名字，一边用电灯照来照去，直到黎明的时分，才在那个小树林里找到了还在昏迷中的二骡子。
    就在以后的几天里，薛三喜在苏家屯的大街上走了一遭又一遭，把所有的人家都串了一遍，公开向人们宣布自己要竞选本年度的村长了，希望大家支持支持，他将不遗余力地把村子里的各项事业都搞好，真正为人民服务之类。
    就在同一天，乡政府分管教育的副镇长找到了苏老二的谈话，说是让他干好本职工作，不要参与村里选举活动，那样做会影响全乡的政治生态，让他“谨慎”一点为好，不然后果自负·····。话语中不乏威胁和警告的意思。
    苏老二知道这便是薛三喜在乡政府里告了他的状，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和二毛子不断的接触，都是谈的关于村里面让谁当村长的话题，薛三喜是很清楚的，苏老二是不折不扣地站在了二毛子那个立场上的。
    那个管教育的副乡长不找他谈话到还罢，自从那一天那个副镇长和苏老二谈了关于村里面竞选村长的事情，并且言语中阻止他不要参与村里面的事情，苏老二的心里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参与到底，你一个刚到这里三天两后晌的副镇乡长怎会了解一个村子里几百年的历史和村情呢？
    《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也没有规定不让什么人在选举的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一说。
    就在同一天的晚上，薛三喜的亲戚们分成了三个小组，在苏家屯的绝大部分人家，每一户人按人口，每人送上了700块钱，说是700块投薛三喜一张票。
    ······。
    就这样，薛三喜以绝大多数的票数当选了苏家屯的村委会主任。
    ······
    按照法律的规定，农村的基层政权由党支部和村委会两部分组成，以“党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开展各项工作，但因各个村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领导模式。
    实际上，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变化和关系。如果是村主任的人势强了，经济基础雄厚了，活动范围大了，这时上级政府自然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支部和村委会的位置换一下，让村长去领导支部工作。这样，支书便成了一个摆设，村子里的大小干部和群众自然而然的都往村长的家里跑，遇到难抉择的事情也都找村主任商量。
    薛三喜上任以后，自然是对这种现象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的。开始的时候，薛三喜又利用正策的边缘性，在村支部和村委会规定的有限人数以外，冠冕堂皇的成立了“监督小组”，“财务小组”，“红白理事会”，“安全小组”等等，这些外围机构有权参加平时村委会的会议，可以对村里的各项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
    就这样，薛三喜的表亲及本家都一步一步地安插到村委、支部的合适位置以及“边缘”地带。然后，他们瞅准南山丰富的铝矿资源强有力的发展经济，又利用经济强有力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到两年的功夫，村支书就提出了辞职申请，但因为不到支部换届的时候，政府没有批准，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支书便不再工作了，整个大塔村的整体工作就全部有薛三喜一人说了算。
    这样一来，村支部和村委会里面还剩有的“残渣余孽”，一点点的风浪都掀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作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收集到了很多关于薛三喜的负面信息，也意识到了他将是祸害一方土地的祸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领导们有过任命苏老二当支书的想法，并且委派张书记去探过他的心底。
    但为时已晚，支部换届的时候到了，乡里相关的领导受到来源于县、市、甚至省里的压力都有，那些关键部门的领导一个跟着一个向地方的主要领导打招呼，都是很策略的表达了任命薛三喜为大塔村党支部书记的要求。
    也就是在那年支部换届中，薛三喜如意地当上了大塔村的村支书。
    他当上村支书的第一件事，就是斥资170万元，把有史以来以“苏家祠堂”为苏家屯办公基地的地点移到了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里。
    ······
    其实，社会的最大矛盾就是社会资源的不均衡。资源是大家的，若是个别人占有，以此很快地强大自己，这便是产生贫富不均和社会邪恶势力的温床。
    就像苏家屯南山的铝石矿。
    在某些虚幻的想象中，苏家屯当时被人们誉为当地的“小香港”，其实，在那些扑朔迷离的“荧红灯”的背后，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是危机四伏。
    是我永远也想不明白的是，那时的薛三喜只要手指头缝里漏下一点点，就可以满足苏家屯上百户人家的温饱要求。因为那些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间要求的很低很低。但事实告诉我，也告诉人们，那种想法是很幼稚的。
    薛三喜自从当上了大塔村的支部书记，在玩弄权谋和手段上，他便是更加的如鱼得水，他仰仗着在苏家村当生产队长和村长时候积累的财富和流氓手段，翻掌为云，覆手为雨，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整日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苏家屯村，甚至在小黄乡，完完全全的一个“东土嘴儿”形象了，他时常这样认为：苏家屯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小黄乡也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
    人若到了这个时候，便是有一种“飘飘欲仙”现实了。
    薛三喜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
    他平时非常关注村里账面上的现金收入，只要账面上或者村子里的实际收入有了钱，他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召集那些关键的人物到村委会，然后一副无奈的表情对大家说：“今天出去为咱村办事情，车在半路上车撞住了两个人，要是叫公家说，那得赔好几万，我找了个熟人私了了，赔人家了13，000元，你们几个人都得给我签个字，做个证明，在村里的账上报了吧······”
    我当时算了一下，一套棉衣100块，这13，000块钱就可以满族苏家屯70个老人四年的冬季取暖避寒的问题。
    但要让薛三喜做到这一步，真正是天方夜谭，比登天还难！
    每每到了春节，或者八月十五中国人传统节日的时候，薛三喜还会把那几个人叫到村委会，对他们几个说：“传统的节日又来了，中国人都讲究感情，我算了一下咱村子里总共在外面工作的人员，他们在外面也不容易，按照职位的大小，分三个等次，200元~500元~1000元，我要去慰问慰问他们，这些钱都需要在村里的账上报了，你们几个都在这张条子上签上名，做个证明”，薛三喜说着从他的抽屉里拿出那一张他早已写好的条子。
    他的表亲和他的本家那几个人都很乐意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仔细的看了一遍，又从抽屉里取出另外两张条子来，说：“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往县上和乡里面每一个咱们用的着的领导，我都要去‘金塑’他们，每个人从10000元~5000元不等，也都写好了一张条子；另外，周边地区的“绅士”和那些“惹不起”，也都按这个档次去‘金塑’他们，这两张条子你们也签一下·····”，他的表亲和他的本家那几个人都知道这里面玩的是什么“把把戏儿”，更知道这样做对他们的整体利益是有益的·····。
    就这样，签名字的人根本不管不问薛三喜是去过了谁家，或者是没有去过谁家，那些钱送出去了多少？还有多少他自己留在了自己的家里。
    有一点倒是事实，每年苏家屯春节期间举行一个什么小活动，就是放几桶烟花，薛三喜都要买上几千块钱的名烟送到周边地区的那些“绅士”和“惹不起”的家中，他怕那些人踢他的“场子”，越是这样，那些人越是得寸进尺······。
    按照合同，每一年小黄乡政府都要从“长江铝业公司苏家屯矿”的所收利润上拨给苏家屯现金200余万元，这些钱往往还不够薛三喜一人这样消费。
    后来，我因一件具体的事情接触过小黄乡政府核算中心的一个会计，他直言对我说：“你们村里的两委待你们这些在外工作的人员可真好，每年传统的节日都给你们开着慰问金”。
    我不解他这话的意思，就问：“啥慰问金”。
    “我是例行检查各村账目的时候发现的，你们村的账目上有很大一笔传统节日慰问金，是慰问你们在外工作人员的，连中心小学的苏校长都有，你难道会没有？”
    那会计说完，看见我吃惊的样子，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像这种钱他也斗”？
    没过几天，我和苏老二在一块说起了这件事，苏老二说：“要说慰问咱们在外人员的事，前任支部是给送过我过慰问品，牛奶什么的，从没有见过钱，自从他当上以后，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的面·····”。
    我俩又商量，说要去先看看账面上面给我俩了多少，然后再找薛三喜问问这件事。苏老二不让这样做，他认为，账是早已做好了的，根本从账面上看不到任何的破绽，要问那些签名字证明这笔开支的当事人，他们起码现在不会说出什么底细来，既是说出来了，但真正搬到桌面上说事的时候，便没有一个人敢作证明的。这样做，是一定会给有正义感的人添麻烦的，甚至还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
    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着事物交换的现象，有些是善良行为的交换，有些则是邪恶行为的交换。善良行为的交换，必有余庆；邪恶行为的交换，必有余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