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47章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国家卷土重来，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帖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
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
林荣一的家庭地址，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注意这个“民”字，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是“民户”。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帖里，我们还能看到“军户”“匠户”等分类。
等一等，匠户、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原报抄籍”，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宜之计，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还有这种鬼东西？
元代的这个职业户制，是一种历史大倒退。本来在宋代，因为经济发展迅猛，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比如“客户”是没有常产的户籍，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就可以“复造”户籍，从“客户”转为有常产的“主户”。
元代可不敢这么干，统治者最担心的是统治被颠覆，所以他们设计户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紧越好。职业户制下的民众，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不可变易。
放着宋的好东西不学，干吗学坏的？
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旧档，申明效力，让职业户各安其位——先稳住再说。
而一项国家政策是有延续性的，一来二去，职业户便从权宜演变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人。朱元璋对这个设计很得意，自夸说我朝不用征兵，也不用征饷，军队自给自足，不惊扰百姓分毫。
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军户”。
不过朱元璋总算没太糊涂。他只把户籍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民户归户部管，军户归兵部，匠户、灶户归工部。还有一些细分小户种，但总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
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灵活性。比如在这次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不分户种，就地入籍。”
“不分户种”是说无论民、军还是匠户，都要登记，没有例外，这是全国一盘棋；“就地入籍”是说，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没关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样可以授田登记。
不过，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
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在朱元璋心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
不光朱元璋这么想，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也颇多正面评价。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位礼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洪武旧本，由（犹）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条万干，总出一根；水有千支万派，总出一源。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清代的学者朱奇龄更是进一步分析说：“既有常业，有令世守之。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无非各事其事，童而习之，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别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腾——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官府方便管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
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不清田，职业户，从上述两处细节可知，设计者在一份薄薄的户帖里埋藏的用意，实在深若渊海。
这一次户帖大登记，从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续到洪武四年年底，前后整整一年。因为策略务实、设计周详，加上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顺利完成任务。
虽然这次普查的原始记录并没留下来，但根据种种记载推测，总注册人口数在五千五百万以上。
这五千五百万人，是已经安定下来的生产人口，而且处于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状况，掌控力远超从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这对新生的大明政权来说，意义重大。
正当诸多官吏长舒一口气，觉得大功告成之时，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户帖统计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人口会增长，田地会变化，从此以后，每年地方上都要进行更新，每十年要重新造册。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铺垫罢了。
真正的大戏，要等到十年之后。
第二章
朱元璋的理想
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没闲着。
平定四边、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天下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处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还抽出空来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两次大清洗，日子过得相当充实。
一转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户帖第一次更新的时候了。
朱元璋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
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
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秦的基层组织，每三十户设一位里典、一位伍老；乡一级有啬夫、三老、游徼。这些人都属于政府公务员，负责治安、征税、司法等庶务。上一级的县令或县长对他们有任免、奖惩、指导工作的权力。
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
可是当时没有纸，更没有电话和电报。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处基层，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别的不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奏章，可想而知全国工作量有多少。
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
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直到结构不堪负荷。
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个无视管理成本、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
后来刘邦就学乖了。西汉虽然上继秦制，但法律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同时在基层官员的选拔上懂得妥协，把很多权力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汉代的地方豪右、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
【注释】
约法省禁，蠲削烦苛：汉初吸取秦亡于严刑苛法的教训，立法思想转变为法令要简约，刑罚要宽疏！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废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
此后历代王朝都吸取了这个教训。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军权和意识形态解读权等大节，把一部分琐碎的事务管理权——比如小规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等——交给地方上自决。
谁来自决呢？自然是当地的乡绅、豪强以及宗族等等。
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产，先不用去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