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73章

更不巧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贵州铜仁和云南沅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大军会剿。这一应军费开支，都得仰仗四川布政司承担，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头。
成都府为了应付审计和军费，恨不得把仓廪里最后一点粮食都刮走，对于辖下诸县的税赋数字极度敏感。彭县的粮食一少，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应。
最先觉察出问题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他本来想责成彭县自查，又怕上下串通，于是调来了垫江县的胡知县，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钱粮。
胡知县抵达彭县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署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户房的一个人配合工作，这人正是陈佐。
此事调查难度不大，很快胡知县便查明，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是彭县佥派的解户解粮不足额之故。胡知县认定是那些解户监守自盗、暗中侵吞了这部分粮食，决定判他们一个侵欺之罪。
注意，胡知县查明的，是彭县解户侵欺这个事实，但具体是哪一个解户干的，他一个外地人无从措手，得靠当地户房的胥吏去调查明白。于是胡知县把陈佐叫过来，让他去把相关人等拘来衙门听审。
陈佐嗅觉灵敏，胆大包天，一听胡知县的口风，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发财的良机。
他身为户房算手，一查账册就知道怎么回事。陈佐把杜山、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五个人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倒霉了，胡老爷知道你们欠粮太多，要判重罪。你们几个如果凑二两银子给我，我就给你们想办法遮掩。
杜山本来就一肚子气，听到陈佐还敢要钱，坚决不肯给，转身走了。其他四个人琢磨了一下，纷纷表示，他们愿意出钱免灾。
陈佐收下二两银子，施展出了一招“李代桃僵”。
胡知县在垫江做官，并不熟悉彭县情由。钱粮短缺，他可以通过账册计算，但到底是谁侵欺，就没有什么人脉可以去查实了。
陈佐抓住这个破绽，找到吏房的陶成，凭空捏造出一个解户，名字特别有日本味道，叫作江张本舟——其实就是从四户人名各取了一个字，那四户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都一股脑算到这个虚构人物头上。
接下来，陈佐上报胡知县，声称是杜山和江张本舟两个解户拖欠。胡知县只关心钱粮落实，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虚构的。他大笔一挥，判决两户侵欺之罪，徒五年，如数追缴前粮。不过《大明律》允许用谷物折抵刑期，胡知县给开了个价，如果犯人愿意上纳七十二石罪谷，便可以抵消徒罪。
这七十二石罚款，名义上由杜山与江张本舟分摊，一人三十六石。
江张本舟的三十六石，自然是那四户人家分摊负担。他们虽然肉疼，好歹不用被抓起来了。只是苦了杜山。本来五人均摊罚款，一人只需负担十四石四斗。现在那四个人合为一人，自己负担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
判完案子，胡知县便按程序上报按院，抄送成都府通判，同时发给彭县主簿，责成他们监督人犯缴纳前粮以及罪谷。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这四户人家总算把没完成的解额与罪谷缴纳完成，逃过一劫。
只有杜山陷入了绝望。
当初户房安排给他的解额是二十五石，尚且完不成，更别说还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杜山在后来的供状里，自承当时自己“陷入死地”。
就在这时，杜山忽然听说，那四家人是靠陈佐捏造出一户假人才得以过关的。他大为愤怒，如果当初陶、陈二人没有收取贿赂，如果王廷用没来敲诈，他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额，不用受这么多罪。
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拼上自己破产，也不能饶过他们！杜山暗暗下了决心，可是县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要告，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诉。
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论，想要翻案太难，而且也没什么可翻的，他确实没完成。得选一个好切入点，才能引起上级高度重视。
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点，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状子，对自己的事只是约略一提，重点放在了“李代桃僵”这件事上。他控诉陈佐这个刁吏，明知胡知县前来盘查钱粮，仍收取贿赂，伪造户籍，替那四户遮掩罪行。
这一招特别狠。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了，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
这一剑，就戳到了要害。
杜山的招数不仅如此。他在状纸里还特意提了一句，说彭县上一任杨知县，曾经打算要革除陈佐、陶成、王廷用、刘本敖等人，结果反被他们联手陷害而死。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剥害乡民。
这一招就更狠了。
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怎么陷害的，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
知县是科举出身，精熟典籍，却未必了解庶务，何况他又是流官，干几年就要调走。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却深谙乡情，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所以在县衙的生态圈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真逼急了，胥吏们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
在崇祯朝的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一个职位，可负责选拔的承行吏员陶一魁秉公行事，拒绝了他的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殴打致死。这么一起严重的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了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的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一个精通刑名，一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了。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彭县还姓不姓朱”的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一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一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的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一个叫直堂吏，一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用了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一天，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的诉状，先读了一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一面之词。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了再说。直堂吏的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了一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防夫也是一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的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一路从成都赶到彭县。二十五日他一进县城，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看穿戴，一个是快手，一个是皂隶。他们俩特别热情，说设下了宴席，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两位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叫刘本敖，一个叫王廷用。
原来杜山上告这事，早就被陶成、陈佐发现了。两个人很惊慌，成都府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断然不能去。好在他们熟悉政务，知道成都府一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只要把这个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几日，说不定就能把这事给拖没了。
于是陶成把刘本敖、王廷用叫过来，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专等刘景高抵达，务必死死拖住。刘、王久在公门做事，对这一套惯熟得很。他们在城门附近找了一处房子，弄了半坛子酒、两斤肉还有一盘面，等着刘景高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