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第18章

场不同，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我们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又有共性多于个性的地方，观点的碰撞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相互尊重的朋友。
除了多元，耶鲁还让我领略了一所名校在学术上的宽容。入学第一天，一位老教授就告诉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也没有一个回答是完美的。”像90岁高龄的保罗·肯尼迪这样的资深教授，竟会直接给本科学生小班授课。很多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们理论，或加入讨论。“你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自由。”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交流思想的平台。耶鲁最大的魅力亦在于此。它拉近了我与世界顶尖学者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拉近当然不仅是地域上的。一天我参加一个演讲，演讲者是钱复先生——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蒋介石的外事秘书，蒋经国的外交部长。他1962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对华盛顿的历史及发展如数家珍，就连哪个参议员的女儿在跟哪个参议员的儿子谈恋爱他也了如指掌，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此时我心生“难怪”二字——难怪台湾多年来与美国保持着深厚绵密的关系！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向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在没有友邦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对抗日本侵略，说服美国政府在物资和资金上提供援助。她优雅流利的英语和铿锵顿挫的语气令座中政坛精英无不动容，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毋庸置疑，这次演说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外交成果，激起了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此后一脉相承，台湾历任官员都与美国关系密切，他们的英文太好、太懂美国的规矩了！幽默、风趣、深沉和思考，无所不具。
当时，年少气盛的我尽管心中敬佩，还是自作聪明想挑战一下老爷子。我说：“您的演说非常精彩，但是您所演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如何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恕我直言，您尽毕生之力所做的事都是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令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而假如您以同样的才华来拉近大陆与台湾的距离，您的名字是否会以更高的荣光被载入史册呢？”
言毕，我颇为自得地坐下，还有一些中国人为我鼓掌。老爷子微微一笑，答曰：“你说得很好。我刚才的演讲主题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但其实在台湾岛内有一条政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永远优先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32、不再是“愤青”
中国人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对一种观点、事实，不易从两个角度去看。刚到耶鲁时，我似乎也有些“愤青”，怀揣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神圣使命，每听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便拍案而起，容不下相反的观点意见。
2005年，在著名的耶鲁法学院，克林顿和希拉里相爱的地方，我参与过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的讨论会。发言的教授提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立刻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反驳：“你说得不对！美国人一向认为只有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位教授认真听我说完，等我气呼呼地坐下，再继续他刚才的话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倒显得我十足突兀鲁莽。
后来我发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官方观点其实无济于事。懂语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去介入、感染和影响他们，否则收效甚微，还会起反作用。他们可能充满同情地认为：这孩子被政府宣传洗脑了。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首先承认自己不足。今天的我面对种种不同声音，常用的方式就是首先客观反省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我在耶鲁读书后期常用的一种沟通方式：“当您对中国怀有满腹怨言时不妨想一想，您抱怨的是哪一个‘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比克林顿还小一岁。若说稳定的、富强的中国，则应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一个刚刚成立60多年、平稳发展不到30年的国家和有着350年历史的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少年。少年就会有‘成长的烦恼’，会犯错误，会摔跤，但少年也充满活力，摔倒了还可以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这样一说，那些意见相左的人也会意识到，自己看问题有失偏颇，混淆了几个“中国”的概念。
还有一个小故事，2009年1月22日，我在节目中播报国家统计局最新出炉的2008年度各项经济数据，其中GDP比上年增长9％，增幅为7年来最低，而CPI增长创12年最高。这些数据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中国的表现成为了世界心理风向标，对很多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经济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节目结束后我以个人名义接受了BBC的电话采访。这是一个全球直播节目，覆盖面很广，据说正在非洲塞拉利昂挖钻石的工人打开短波也能收到。电话另一端除了主持人，还有一位《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主编。我首先陈述了我的个人观点，其实也就是刚才节目中的观点：“GDP增长9％的确不高，但是以一场百年不遇的灾难为背景，‘七年最低’说明不了什么。相对其他经济零增长、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这个数字并不令人失望。”
主持人问我是否介意接受现场辩论，而后那位主编开始慷慨陈词：“芮先生显然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目前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
我对此习以为常。西方媒体喜欢用“辩论”来吸引受众注意力，话语直接，甚至颇具挑衅意味。通过多年的历练和积累，我也自有应对方式。子曰“人不知而不愠”，这种时候首先不能生气，特别是直播节目，生气只会让自己跌份儿。
我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在中国GDP增长的9％中，出口只占，说明中国出口依存度正在逐渐降低，经济越来越仰仗于内需拉动。即使2009年国际形势仍然难以扭转，中国的经济也不存在太大问题。我们的确面临诸多挑战，政府已经出台相应措施，正在积极解决。”
接下来的话开始针锋相对，我说：“您任意翻开一本经济学著作，都能查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衰退’以及‘萧条’的准确定义。如果您说今天的中国陷入经济危机，显然是连最基本的概念也没搞清楚就急于和我辩论了。”
采访结束后，我自己想想都不免发笑。若怀着初到耶鲁时的愤青心态，一点就着，恐怕我会义正词严地反驳他：“如果你说我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就叫中国！”这样的“辩论”很没意思，也没有好的效果。有些“攻击”往往出于不了解，而我能做的就是用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一点一滴改变偏见，为中国多争取一些公正积极的印象。
33、最特别的一天
2006年4月21日，在我的耶鲁记忆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胡锦涛主席来到耶鲁进行了公开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耶鲁，也是胡主席与美国公共社会最直接的一次接触，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幕。我向莱文校长郑重推荐了邵逸青，作为四名耶鲁学生代表之一，与胡主席握手，并接受中国赠与耶鲁的1300本书籍。
之前那几天，邵逸青总来找我，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我陪他演练和胡主席见面、握手的情景，教他“胡主席，您好”的标准发音。他反复问我：“我要跟胡主席说什么，他才能记住我呢？”我告诉他：“说实话是最好的。”
“成钢，我昨天梦见过世的奶奶了。她跟我一起看中文书，还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四川。”
“那你就跟胡主席这样说吧，我觉得这样说很好。”我高兴地鼓励他。
“嗯……”他想了想问我，“胡主席是哪里人？”
“安徽人。”
“那，我要不要说梦见奶奶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是安徽人？”
我笑了，摇头对他说：“不，就说四川人，这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