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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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稀说》中乾隆与史上的六位长寿帝王进行了比较。他确信自己已经超越了其中四位,另两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强可以和自己比肩,因为他们毕竟是创业之主,而他只是继承之君。没能亲手开创王朝,这是他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继承之君也有继承之君的好处,那就是福大运大,不用栉风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顺遂登上帝位。中国人对人生境界的向往包括三个终极目标——多福,多寿,多子孙。第一条他已经无可挑剔居于历史最前列了。而第二条他的排名也越来越靠前,而第三条他则有可能开创一个历史纪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封自己的长孙绵德为固山贝子。如前所述,绵德因为私下与官员交往,前些年被革为庶人,如今突然获得荣封,是因为他立了什么特殊功勋吗?其实不是,绵德的晋封只是因为他的府内将要诞生一个婴儿。虽然得了孙子孙女在早婚的皇室并非什么大事,但绵德府中将要降生的这个婴儿可非同寻常。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男孩,那么他将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个玄孙。也就是说,他的出生,标志着乾隆将要五代同堂。这在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是极大的喜事。
闰三月初八,一骑快马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宁。皇元孙诞生,五世同堂的愿望实现了。群臣额手称庆,皇帝大摆宴席,款待所有大臣。皇帝的高兴可以想见,他立刻写了一首诗: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原来在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纪录:他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元世祖和明太祖在这一点上也没法与他相比,在福气之大上,他已经被确认为古今第一。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发现了另一个历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中纪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大意就是,七十多岁的皇帝有六个,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个,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寿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诗篇中说:
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这首诗的意思也简单,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了,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虽然武功赫赫,但却没有我乾隆那样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为廓尔喀求和,乾隆亲撰《十全武功记》,将即位以来的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实际上,这十全拼凑得十分勉强。十次战争中,有三次是一分为二出来,即把一次战争分成两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败的,而且对金川之战胜得尤其不光彩。
因为这个不严谨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并且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自得自满之态,不能自掩。并御书“宝说”。他全面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功劳,说“十全本以纪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宝,则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
如今,这个传位大典的成功举行,意义显然更为重大。因为这是比尧舜都伟大的举动。在举行传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终于得意扬扬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秦始皇以后,禅让都是徒有虚名。三代之时,虽然有过尧舜禹禅让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异姓,充其量可称为“外禅”。只有他举行的禅位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内禅”,“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标志性行动。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界历史上,最最伟大,最最光荣,最最有福气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完人。
三 太上皇
传位之前,老皇帝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虽然已经准备了六十年,但是在禅让大典举行之际,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时时浮现出隐忧:“禅让”之名虽然如此风光盛大,但毕竟不是没有风险。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满分的。
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达练,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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