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90章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5册《计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记》、《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尚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咏命运遣怀一类诗40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抆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A Chinese Fantasia:话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7月13日早于纽约。
(原载《宇宙风》第四十九期,1937年10月)
译后记
林语堂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不少人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著名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人们不仅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且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幽默大师。
林语堂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儿,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座右铭,他于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曾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来比锡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在国内外创办和编辑了不少刊物。1936年之后,他一直客居美国,1966年到台湾定居,1969年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4月被国际笔会维也纳第四十届大会推选为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76年3月26日,他病逝于香港。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颇丰,有散文、小说、政论、词典、教科书等。他的著作,在东西方都极受欢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以至现今美国大的图书馆几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是应美国纽约庄台(John Day)公司之约,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语写就的,1935年由雷诺与希师阁(Reynal & Hitchcock)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1936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再版,以后曾被译成俄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出版。据译者所知,中译本有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所译《吾国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郑陀所译《吾国与吾民》,可惜一般已极难看到。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能否拯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落差,今日之中国已不复为林语堂先生笔下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复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现实永远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教育,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继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朝花夕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译介本书,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相信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
本书由两人合译,根据1939年版译出。翻译工作采取每人各译半部,然后互校的办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东译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译出初稿。之后相互校改,最后由沈益洪进行总体文字修饰,整理成稿。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书中脚注,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原书附录中有“中国的朝代”和“中国人名的拼写和发音”,对国内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而略去,本书内容横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译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并已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然而限于学识,译文中乖谬之处想必还会有。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工作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应该感谢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的外籍教师Eva Richter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释疑;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不少同志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国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译者
1988年1月于石家庄-上海
1994年版译者附记
《中国人》一书,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在读书界颇受好评,报纸、杂志、电台等各有介绍和评论,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间仍不易购得。现改由学林出版社增加内容,出全译本。借此机会,向读者说明一下来龙去脉。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报》就在头版刊登此书即将译就的消息,并作了简要介绍。那时,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郝志东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作讲师。出书前夕,《浙江新书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绍推荐。《中国人》出,引起广泛注意,书评见于《文学报》、《解放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和《书林》、《读书》等报刊,它们分别从文学、文化、反思、幽默、“国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也作了介绍。1988年第四届文汇书展中,本书荣列畅销书榜首。上海《青年报》又于1990年3月16日刊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伯海先生的《导读书单》,导语十分简洁:“作为中国人当然要了解我们自己。这本书不是理论专著,但很有思想,文笔也好。”
几年来,大陆出版林语堂散文、小说等不下10种。此情此景,不亚于此书1935年在美国引起的轰动。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林语堂,但更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前,林语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预言,此书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自己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正如他的顶见。直到80年代,仍不乏声色俱厉的批评。这不幸应验了一句古希腊谚语:大书大难。那末,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呢?主要是林语堂笔下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等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林语堂本身的复杂性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此书直到如今,仍被误读。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
误读之一是所谓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指“新血统的混入”一节中林语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论述,讲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周期:“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800年为一单位的周则。”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变化之后得出的结论,林语堂也认为这种周期性的确是精确得“惊人”,令人“不可思议”。林语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这样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来更好他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部分原因在于不断同化外来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阐明不同周期内相同时期文学艺术上的一些共同特点。这种理论用来总结历史,总结过去(主要指漫长的封建社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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