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58章

一动词一宾语。”（Mack　innon，124）在她看来，这就是女人最现实的状况，这就是这个社会中在性别问题上的最后真理。性别就是女人的性的客体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的结果。换言之，所谓性别身分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强加在女性身上。两性的差别成为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借口。“这种差异就像戴在统治铁拳上的一双天鹅绒的手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差异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无论这一差异被承认还是被否认；无论差异的性质被褒扬还是被贬抑；无论女人因此被惩罚还是被保护。”（Mackinnon，第219页）按照麦金农的观点，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操人者和被操者（fuckors　and　fuckees）。当然，在她看来，这一划分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为一群人长了男性生殖器，也并非因为女人要生育，这一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性别认同的规范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而不是由两性生理的差异自然形成的。总之，她对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在性问题上，女权主义者分成了两派，激进派和自由派。激进派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父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制售业，父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S/M），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butch/femme）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
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andJoh　nson）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pro…sex）和反对性（anti…sex）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阳刚阴柔）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
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权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妇女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
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也曾公开主张妇女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在60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panic　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the　politicsof　ecs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aesthetics　of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权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第61页）有一种最为激进的自由派观点，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性革命的。在福柯以前，法国新左翼的知识分子达尼埃尔。盖兰就成为这一激进立场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对于社会的压抑结构，应当诉诸“对准所有企图妨碍生命源流自由喷发的东西的战斗”。他指出：自由的性是保护自我的最有效的同时也是最无害的手段之一。在高度组织化的、高度计划化的、高度机械化的、高度集体化的社会里……
各自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爱的自由是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权利、最后的奇癖之一。
对他来说，社会革命与性革命是同一种东西，“不存在性的自由这一问题，存在的是全面自由的问题。”（转引自安田一郎，第148一153页）
第三十四章　女性地位问题
对于我们的社会中两性究竟是否平等的问题，被访问的女性也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人认为在她的生活环境中男女是平等的，自己并没有因为是个女人受到歧视；另一类人则感觉到了男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外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有内在的感觉上的不平等。
男女是平等的一位女医生说：“我听到很多女人说，来生不愿再做女人。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我们医院，女职工占五分之四，医学院也是女生多。因为我们是女性为主的单位，各科科长女的占一半以上。当然，男干部比起他们在单位的人数比例还是要大一些。”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很好。作为女人没感到受到什么压抑，也没有自卑心理。我们家从小宠女孩，我外公就是喜欢女孩，父母又是喜欢女孩。我接触的夫妻都是女的比男的强，心理上都跟我差不多。当然，要是有人想照顾我，我也很乐意。”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男孩能干的事，我们都能干，甚至连体力劳动也不甘落后，一点也没有表现自己女性特征的意识。下乡劳动时，男的挑多少稻谷，我也要挑多少，还觉得特别自豪。”
一位在单位担任基层干部的女性说：“我们单位是女的多，最近才调来一个30多岁的女的当一把手。在单位倒不一定看是男是女，主要看会不会搞关系。有很多人都是靠拍马屁上来的，靠送礼。我这个人太直了，所以总是到不提实在说不过去的时候才提拔我。”
“‘文革’期间，我中学毕业后分到建筑工程队，正赶上宣传‘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队里搞‘三八女子泥土班’，我们就成了第一批女泥工，爬脚手架等等什么都干，没有禁忌。男孩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