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10章

城外的马路边有些水果摊在卖石榴，干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看见一个枯干的湖泊，里面只剩下浅色的沙子和白色、亮晶晶的盐屑。
当我在伊斯塔本（Estehban）歇脚时，旅行电脑上显示我已经骑了一百多英里，而我也彻底没劲儿了。可问题是，我根本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大路两边尽是广阔肥沃的平原，虽然也能看见远山的轮廓，但似乎永远够不到。田野里有许多人在劳作，还有孩子们和成群结队的山羊，路边站满了准备搭顺风车或巴士回家的人。
我站立在原地，一边流汗，一边举棋不定。一辆卡车拖着尾部的尘土从附近一条土路上开到我面前“嘎吱”停下。
“要帮忙吗？”司机问。
“我想找个睡觉的地方。”我答道，心里期望他能帮我找个睡觉的地方。
但他却没有说话，于是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睡在田野里。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推着车离开大路，把自行车支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铺开垫子，躺在上面吃葡萄。
几分钟后，三个男人走上来。
见鬼！我本想找份清静的。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胡子花白、面容枯槁，大约60岁，示意我去他家睡。我迅速整理好东西，跟在他们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松软的泥地里拖着自行车随行。
老人名叫卓哉，他的两个助手一个叫阿克巴，一个叫阿萨德。卓哉的太太、两个女儿和孙子们正在家里等他。借助着旅行指南后面的语言篇（一路就靠它了），我们简单寒暄了一下，接着开始吃饭。饭菜很简单：面包、山羊奶、核桃、黄瓜、甜瓜，还少不了茶。
卓哉一家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有那么一刻，我迷惑不解地看到这个老人直立着，口里念念有词，像在自言自语。然后他突然双膝跪地，把前额贴在地上，这样重复了两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母亲和两个女儿总是隐藏在黑袍里面，她们拒绝照相。
黄昏时分，阿萨德和阿克巴回家了，卓哉和我睡在阳台上，妇女们走进屋子里。空气暖洋洋的，一切都沉浸在美妙无比的寂静中。入夜后满天繁星，远处可以看见扎格罗斯（Zagros）山深沉而朦胧的暗影。
天刚破晓，卓哉生火，煮上泡茶的水。早餐（炒蛋加面包）后，我送给卓哉的女儿法媞玛一些各国钱币做纪念，然后把水壶灌满。该启程了。我和卓哉握了握手，感谢他的热情好客，等我也向法媞玛伸出手时，她惊吓地蜷缩起来：原来我刚刚失礼了，在伊朗，任何和异性陌生人的肌肤接触都绝对禁忌，我刚才对主人家的女儿做出的事情就相当于法国人的亲吻。就算是在相对自由开放的伊朗城市里，异性之间在表达爱慕之情时相互牵手也会让人皱起眉头；但同性成年人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却司空见惯。
*
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孤零零地穿行在充满碎石的沙漠里。村庄很少见，餐馆也少多了，偶尔能看到几顶游牧民族居住的黑色帐篷，整个旅程仿佛隔绝于尘世。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而海市蜃楼随时可见，却不见一缕阴影。
一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我在侯塞纳巴德（Hoseinabad）城外的沙漠中醒来。我又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深不见底的楼梯井、破碎的楼梯扶手，我有点眩晕和隐隐的不祥预感。
我蹲在地上，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阵狂泻。穿衣服这种小事突然变得极其艰难，我实在抵不住重新入睡的诱惑，只得穿着全部衣服重新爬回睡袋。这里没有荫凉，也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真不是生病的地方。20分钟后，我又挣扎着爬起身来。
刚骑不到一个小时，我便不得不停下车来，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找到一棵带刺的小树，我勉勉强强地坐在它小小的阴影里，心不在焉地啃着一个苹果。自从成年以来，我大肠上的阀门还是头一次不请自开，泛滥了我的自行车运动短裤（我把它穿在长裤下面）。我赶紧冲到路边，把车靠在大岩石上，使出浑身解数用纸巾和水给自己清理干净。谢天谢地，这地方鸟不拉屎，没人看见我的狼狈相。
一个小时后，我停在路边一间凉亭里，喝了两杯Zam…Zam汽水，脑袋开始晕乎起来。我问店主人我是否可以在凉亭后面的阴影里睡上个把小时。刚开始他不同意，我费劲地说明我生病了，于是他指着凉亭后面的一座砖房，叫我睡到里面去。
房子只有一层楼，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门厅，其中一间房里摆放着床、屏风、一个放满药品的玻璃柜、一间厨房和卫生间（感谢上帝）。另外两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地上散放着很多席子和垫子。我躺在睡袋上，很快入睡，头顶上是一张曼联加里·内维尔的宣传画。
没想到我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昏天黑地。我迷迷糊糊在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里沉浮，有时又模模糊糊地半睡半醒，脑袋好像脱离了身体，在上空漂浮，而且还在燃烧。
早上起来，又是一阵汹涌澎湃的腹泻，我觉得自己虚弱得像只小花猫。我试着吃了点他们给我的早餐，虽然24小时粒米未进，我却一点不饿。主人解释道，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偏僻的路段处理一些紧急意外。跟我在伊朗遇到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想去英国，但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个梦想实现的可能性真是太小了。
虽然距离科尔曼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但骑车是不可能了。我和罗夫约定的时间是明天中午，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恢复身体了；别无选择，我只能承认失败，改乘大巴。凉亭主人和其他急救人员过来帮助我，我降下了旗子表示投降。自行车从后门被拖拽上来，摆在后座前面，我被请到了前面的座位。令我惊奇的是，当大巴售票员沿着走道挨个儿收钱时，曾经在路边和我一起等车的盲人开始用高亢而颤抖的声音唱起了歌。过了一会儿，他在偏远的一处沙漠下了车，大概是为了准备晚餐，然后登上另外一辆车继续引吭高歌吧。
车窗外的风景从眼前掠过，苍茫之美中露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险峻严酷。高山重新现身，道路开始变得颠簸不定，可以想象，这里连休息和补充能量的地方都很少。
坐在我后面的两个年轻人看出我是英国人。
“利物浦（Liverpool）？”其中一个猜到。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对足球充满狂热。
“查尔顿俱乐部（Chalton　Atheletic）。”他的朋友肯定地说道。伊朗有很多查尔顿粉丝，因为这家俱乐部仍然保留着首位伊朗球员卡利姆·巴盖里（Karim　Bagheri）在俱乐部服役期间的签名。
“热刺！”我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热刺太棒了！”后面发出一声欣赏的赞叹。
我只能说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热刺踢球。巴士服务员是个过于自负的年轻人，他给了我一杯茶和夏威夷果（这东西简直没法吃）。到了科尔曼车站，他把自行车从车上拿下来给我，然后厚颜无耻地向我索要小费。我实在虚弱得没心思和他说理，于是又给了他5000里亚尔。
我查了一下旅游手册上的街道图，完全摸不着头脑。一群在公园长椅上打发时间的男人向我示意。我骑到他们跟前，询问去奥米德（Ommid）宾馆的方向。一个胡子拉碴的高个子男人——顶着一头胡椒色、浓密粗硬得像鬃毛的头发——一脚跨上自行车，说可以亲自带我去。
奥米德宾馆客满。我们又试了一家，依然客满。于是我的恩人科斯洛尔把我带到他家，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共进午餐。他的妻子在当地一所学校教英语，三个英俊的儿子分别是17岁、12岁和10岁。女儿虽然只有15岁，却有着惊人的美貌。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科斯洛尔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宾馆。每当我急需帮助时，总能得到好心人的慷慨相助。我们找到的房间一晚40000里亚尔，价格不是最便宜的，但房间里有卫生间和淋浴房，还附赠有四处乱窜的蟑螂。
第二天早晨，在一家咖啡厅里，我正喝着Zam…Zam　汽水，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突然冲到喉咙口。我可不想把污物吐得满桌都是，于是踉踉跄跄地冲到屋外。科斯洛尔把我领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我本来可以趁着没人看见吐到花坛里，不过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之后，我竟然不想吐了。
罗夫确属异类：这个德国人竟然对什么事都不较真儿。他那种我行我素的幽默感和流利的美式英语恐怕要归功于在佛罗里达一家德国餐馆当侍应生的那一年。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周游美国。打那之后，他在路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