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45章

我是在一家网吧遇到向慕勇和郭强的。他们来自吉林和乌鲁木齐。他们两人都是研究生，慕勇学习中国历史，郭强学习工程学。慕勇为中国学生写了一本介绍英国人的著作，这本书的确是60年代英国的真实写照：记忆中依稀可见的土地、黑白电视机、蜂巢一样的发型、莫里斯麦那（译注：唱片名）、博比·查尔顿和《天使的喜悦》。“英国警察”和“皮卡迪利马戏团”这样的章节还专门配有黑白照片。如果仅仅作为一本学习语言的指南书，这本书足矣，不过如果说它准确地描绘了新千年之初的英国，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中国与前苏联完全不同，它成功地实施了经济改革，但却避免了前苏联那样的政治分裂。中国在千禧年的转折点上看上去充满了竞争力，就像所有的西欧国家一样完全投入到了挣钱的“游戏”中。摩天大楼的顶部和侧面都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巨幅广告，似乎在劝说人民大众，把挣来的钱都花掉吧。从便宜的街头小店和小餐厅里，花上两块钱就能买到一盘面条；销售饮料、冰淇淋和酸奶的小贩斜倚在冰柜边的椅子上；蘸了香料的土豆和豆腐块用竹签串成串，在火炭盆上烤着吃。我漫步在让人垂涎欲滴的水果摊边，西瓜、香蕉、草莓、杏儿、荔枝、橙子、苹果、桔子，这些新鲜的东西都是我向往已久的，但是在沙漠里的那几个星期根本就看不见。马路边上摆着一长溜的布，上面堆放着计算器、手表、钱夹、指甲刀、梳子、电动剃须刀，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货。擦鞋和修鞋的姑娘小伙们耐心地等待着上门来的顾客。车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混杂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了印度的城市，街道两边则排列着一家家的银行、饭店、超市、百货商店，间或夹杂着小店和咖啡厅。无轨电车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驶，然而开车的却是瘦弱的妇女，显得不很协调。
一天下午，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他们的宿舍。他们的寝室比我在大学时候住的单人间大不了多少，还得和另外两位室友共处一室。屋里放着两张双层床，墙上贴着一张美国地图，到处散放着书和小东西，这样的凌乱与其说是个人的懒惰和散漫，还不如说是东西太多、地方太小。四个大男人如何在这么一个斗室里共同生存，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想他们一定是习惯了。慕勇和郭都是很认真的小伙子。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热烈地讨论着英国和中国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区别，还有英国从前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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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花了一张床的钱而不是整个房间，这个宿舍里的另外两张床随时可以被人占用。先前是个从德国法兰克福来的背包族，现在换成了西里耳，一个戴着眼镜，敦敦实实的29岁法国理疗医师。他刚刚横跨了敦刻尔克（Dunkirk），从吐鲁番坐火车来到这里，最终的计划是到日本和韩国教英语。两年前，他在一艘中国帆船上当了一年的船员，在南太平洋上绘制珊瑚礁地图，研究海洋生物。
一天晚上，我们俩闲逛着来到一条街道上，这里挤满了小餐厅和卖便宜食品的大排档。我们毫不犹豫地略过那些摆满了猪脚、鸡爪和其他让人心存疑虑的当地美味的摊子，径直来到了麻辣烫前，选了各种各样的长串，有菜花、豆腐、西兰花、海带、土豆和蘑菇。这些菜得从竹签上取下来，煮完了之后放在一个大海碗里，我俩用筷子从这个碗里一起夹着吃，不分彼此地分享着我们的晚餐和细菌。
肚子是满足了，我们来到了市中心的大广场上，融入了人群。这是一个由大石板铺就的长方形的空场，绿草镶边，巨大无比。广场上的大屏幕正在放映一部中国电影，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路边的小咖啡厅，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看中国人在这里娱乐。人们漫无目的地在柔和的灯光下散步，街灯、店铺、大型广告牌、周围摩天大楼上闪烁的霓虹灯招牌，各种光线交汇在一起。邻桌是几个男人，大呼小叫地行着酒令，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学校玩的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广场上到处是美貌的女子，蹬着时髦的鞋子，穿着迷你短裙。
“一般情况下我并不这样。”西里耳带着歉意说，突出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瞪视着又一个穿着暴露，体态修长，从我们桌边飘然而过的女郎。“只不过是在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待得太久了，那里的女人都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我自己也产生了危险的怀疑。迷你裙和松糕鞋这会儿正流行，夜晚的暖风也在鼓励人暴露肌肤，要是在任何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种暴露都算是丑闻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中国的女人特别有魅力。
第二天早上，在等车去吃早餐的当儿，我俩玩起了自己编造的中国式行酒令，这里面包含着断断续续的叫喊并伴随着谜一样的手势，结果把前台的姑娘逗得忍俊不禁。
一位身着红色和金色制服的年轻姑娘把我们领到了酒店餐厅里的一张餐桌边。
“美丽！”西里耳笑容绽放，色迷迷地望着她。他的眼镜片很厚，使得那双眼睛更是比正常情况下放大了一倍，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猫头鹰。显然，他是“单刀直入”的拥护者，和异性打起交道来毫不含糊，信心百倍。
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我觉得她似乎不太喜欢我说这样的话。”西里耳有点儿自讨没趣，恹恹地说道。
“当然喜欢，那还用说！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别人说他们美丽。她只不过是有点儿害羞罢了，没别的。要是来个陌生女人，告诉你说，你真棒，你也会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倒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个在吃饭。在这个岩洞一样的餐厅里，至少有六七个服务员，他们直挺挺地站在旁边，看上去很乏味。令人惊奇的是，那个姑娘居然又折回来，交给西里耳一个纸条。
“We　are　good　friends。　You　teach　me　English；I　teach　you　Chinese。（我们是好朋友，你教我英语，我教你中文。）”他读了一遍，露出胜利的笑容。他对付女人显然比对付手里的筷子顺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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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耳离开兰州后，我的心情就像乌云密布。从嘉峪关出发后的六天里，我的车胎破了不下10个洞，不用说，如果新轮胎、新补丁和圈带再不到的话，我根本就走不了多远了。在这些包裹被延误的日子里，那个又无礼又好笑的法国人简直就是我对付沮丧情绪的开心丸。经过了一周的等待之后，我感觉陷入了困境。我大致计算过，要抵达北京，骑车大约还得花上17天，外加两个休息日，那就是三周，这个时间与从北京骑车到俄罗斯黑河边境线的时间差不多。虽然我已经从当地的公安局得到了第二次签证延期，但是如果再有逆风、身体问题或者机械故障的话，那就耽误不起了。
一天晚上，房间里的另外两张床被两个美国学生租住了。他们是两个好小伙，只是我没时间和他们深交，他们两个一大早就离开了，坐大巴前往了炳灵寺，这是一个佛教的石窟，据此50英里。人们来来往往，只有我一直按兵不动：兰州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每天清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的并不是互道早安的知更鸟，而是繁乱的大街上压低了的喇叭声组成的交响乐，就在五楼窗户的正下方。要是这还不奏效，那么从上午九点钟开始，到处都会响起中国的流行歌曲，大概都是从附近的舞厅传出来的。
我再也忍耐不了旅馆房间的禁闭了，于是我突破重围，到外面找吃的东西去。平凉路旅馆的拐角处有两三家发廊，里面的姑娘似乎显得出奇地友好，我经过的时候，她们用英语和汉语大声向我打招呼。西里耳曾经告诉过我，在中国，很多这样的地方兼做妓院，尽管无法亲自证实，但是这两个美国人听到的传言是一样的。离开兰州前我怎么也得剃个头，既然时间充裕，我便突发奇想，准备亲自试探一下。
发廊里唯一的姑娘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套头衫和褪色的斜纹牛仔裤，毫无疑问，她一句英语都不会。我费了半天劲向她解释说，我要剃头，然后问她价钱。既然听不懂她的回答，我只得比划着向她示意，请她在柜台上用食指划数字。她笑嘻嘻地抓起我的手腕，在我的掌心里写了一个“10”。
很显然，她正在卖弄风骚。我从前怎么就没发现过，我的手掌居然还是个性感地带，不过眼前这个妙龄女子可真够性感的。我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