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第27章

融开放与包容为一体　
经济外交必须融开放和包容于一体。世界各国国情不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既为各国开放带来了资源和优势互补的潜在利益，同时也带来了利益融合的高难度，需要各国在开放的同时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用包容的心态将潜在利益转化为务实合作，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一国的经济外交只有既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又能使其他国家真正受益，才能算得上成功。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等所谓“三期叠加”时期，中国的发展必须统筹规划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同时，中国巨大市场的开放更是对世界充满吸引力，是我外交工作中的重要资源。“一带一路”和亚太梦的提出，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外交的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合作不限国别区域，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在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亚太梦的理念，推出建设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勾画出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四点构想。中国在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中更是秉持了开放包容的理念。
2014年10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并见证经贸、投资、能源、金融、高科技、人文等领域近40项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
经济外交会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要进一步发展则困难重重，即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仅仅通过国内要素和力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而必须通过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来加以摆脱：一方面通过贸易投资与这些经济纽带的互动来进行产业重构、满足各种要素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更加重要的是，过去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已经导致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但利益的固化又使这种更新很难自发实现，而经济外交则使中国面临经济规则和体系重构的压力，必然会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因而，中国经济外交进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进国内深化改革的过程，经济外交与国内改革、经济转型的良性互动才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正确道路。　
另外，经济外交因其兼具国家经济战略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二重性而具有独特作用：经济外交可以是以营造国际环境为手段，以获取经贸利益、促进国内发展为目的（即对外战略服从经贸利益）；也可以是以国内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为手段，以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实现国家对外战略为目的（即经贸利益服从对外战略）。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服务于外交”和“外交服务于经济”这两种逻辑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阶段。　
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更多着力于探索更广阔的市场（如一带一路建设、高铁外交等），构建更稳健的国际贸易体系（如积极参与自贸协定谈判，完成中澳、中韩自贸协定谈判），建设更积极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中国也通过扩大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来努力为中国营造和平国际环境。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从经济外交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作者：罗晓军　字数：5088
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场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财政部长雅克布·卢出席。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要理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守成之间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更多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和诚意，这种关系的关键词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早在1990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积极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提出中美关系向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新一届中国政府将此目标更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不管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接受诚意如何，从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路上，正在为中美建立全面新型大国关系铺就道路、铸就压舱石。
走出崛起和守成关系的历史窠臼　
美国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国家，所谓守成的美国是从国际体系层面而言，尤其是从美国是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革新者这一角度而言。中美经济关系的崛起和守成，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观察。客观上，中国经济在绝对强势崛起中，美国在相对衰落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公布的报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已经与美国相当。如果把最近30多年历史放大来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事实就更加清楚。1978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8％，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013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55％，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1％（而美国的名义GDP197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5％，2013年占21％）。根据IMF统计，2007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同样按照名义价格计算，基于中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历史轨迹预测未来，最早2025年左右中美经济总量相当。　
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中美经济仍然存在巨大差距。2013年中国人均GDP6767美元，美国人均为53152美元，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2。73％。且2013年，美国经济总量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总量的总和相当，全球经济格局总体依然是一极的世界。尽管中美间经济实力仍然差距巨大，但其背后隐藏的趋势却是显著的：即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　
中美经济的崛起和守成关系，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更重要的在于主观层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和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主导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恰是美国，美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守者。这从主观层面构成了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即所谓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的挑战国和霸主国。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就是要避免走过去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必然走向冲突的老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在于它既不同于一战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的关系，也不同于二战后美国和经济崛起国德国、日本之间的博弈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不同经济社会制度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间的“微妙”关系，除了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外，还牵扯到价值观、基本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技巧。
接触与开放政策的相互拥抱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不冲突的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很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间发生冲突的原因。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认为，除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结构变化外，在一个缺乏权力中心和相互依存失范的国际体系里面，行为主体最容易发生冲突。借用结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从国际体系的系统规则、系统结构、权力中心、主体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对相互依存的规范——中美经济外交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角度出发观察，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中美间生成。　
从体系的系统规则而言，冷战结束前，世界格局和秩序可以概括为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两大阵营即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