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记》第68章

“什么事呀？”我在心里想，潘劲松确实帮我不少忙，如果我能帮他的话，我一定会不遗余力。
人心换人心，就算当初我们只是一种交易。但……一夜夫妻还有百日恩呢，何况我们，交往这么久。
“这事很重要，对我来说，关系到我的一生，甚至我的所有子孙，只有你能帮我……”
“那么重要的事我还能帮你？”
“就只有你帮我。”
“到底是什么事呀？”
他想了一会儿，才说：“我想买利达公司，现在，当紧的是资产评估小组，那个负责人，他认识你……”
‘谁？怎么会认识我？“
“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一回，我们到L市，在电梯里，我跟他招呼，你站在我身后，他一直望着你，后来，他才跟我说，他认识你。”
“谁呀？我怎么一点也没印象。”
“你对他没印象，他对你印象却很深。”
“那他叫什么名字？到底在哪个单位？”
“他叫王道庚，是分管工业的副书记。”
“我还是不认识他呀……”
“那你帮不帮我？”
“怎么帮？”
“他可能看上你了……”潘劲松开始口吃，我见他那样子，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我准备了一套房子，里面什么都有，我想送给……你……和他……”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房子。”
房子不错，真的不错，还有一部我梦寐以求的电脑。壁柜里，男式高档服装，女式高档服装，全挂满了；卧室里，四面墙上都镶着镜子，大概，是让我们一边做爱，一边看自己；厨房里，放着冰箱和现代化的灶具……真像潘劲松所说——房子里什么都有。
“你把我卖给他了？”
“我很想买下利达公司，它对我，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那当然，它值好几百万，肯定比我重要得多。”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就算了……”
“不，只要你愿意……”
“我对不起你。”
“不，不要这样说，只要我能帮你。”
回到家，我一个人坐在屋里，我忽然想到孙小梅。
我那么恨她，鄙视她，在刘歆面前狠狠地骂她，我呢？
我自己呢？
孙小梅是为自己，我为什么？
我是不是连孙小梅都不如？最起码，孙小梅只答应跟别人吃饭，不答应跟别人跳舞，我呢，我是什么都答应……
潘劲松到最后总算显出了最隐秘的丑恶，但他还感到了良心的谴责，说对不起王雨。
他并非不爱王雨，但是更爱财富，为了买下利达公司，不得不忍痛割爱，用美人计去腐蚀市委副书记。这最后一笔倒揭露了现实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有资产在大量流失，无数大大小小的潘劲松在不择手段地化公为私……
我对学生王雨所走的路到底还是不能认可，然而又了解了其中的缘由，只能是无可奈何。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由读者自己去思索罢……
是的，“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附录：
看法
宜虹（女，社会学专家）一个坐台女白天洗净脂粉坐在我面前，多少令我有些意外——身量矮小、皮肤粗糙、气色幽暗，没有灯光暧昧的帮衬，全然没有了晚间看到时的鲜活与美艳，倒有与她19岁的年龄不相称的慵倦，那是“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特殊“职业”方式给她刻下的印记。
可她数着本市有数的几家夜总会和歌舞厅，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她在那里都坐过台。
这使我想起一个经常出入歌舞厅的男士说过的话：“到了晚上灯光下，一浓妆艳抹，都一个样，分不出美丑。”在男人眼中，她们是些彼此无差别的符号、欲望盛宴上的一道配菜、大都市夜生活的一批道具。
说到“坐台”、“出台”，是她们的行话。“坐台”即指一般人说的“三陪”，而“出台”则指三陪之外的特殊的性服务了。她们夜夜歌舞，日日宴饮，对那种生活既说不上喜欢，也不觉痛苦，仅仅是做生意。所有的调笑、戏谑和殷勤，都不过是机械的、程式化了的商业行为，脂粉涂就的假面，华丽包装的交易。我很想知道，那些处于“买方”的人，是什么驱使他们挥洒大把的金钱来买笑？是坐台女的青春、美艳和性感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还是对风尘女子多少残存着一点眷怜？“就像玩一只猫”，有位男士这样表达他的感受说，“看她为了你抛给她的那个‘毛线球’，做出种种媚态取悦于你，有一种快意”。坦率得残酷了些。不过坐台女对此也心知肚明：没人会动真情，我们也只是趁年轻多赚他们点钱。她们有时也很厌恶这种生活，可是见了钱就又什么都忘了。
有人说，坐台女是欢笑赌青春。可是抵押上青春的游戏，能有真正的欢笑吗？
当然，也有坐台小姐称，自己是只“坐”不“出”。在“坐”与“出”的区别上保留了一点道德上的骄傲。当然坚持住最后的底线总比没有任何道德的边界好。可悲的是，女人的被商业化在于每一个部位都可成为“按质论价”的商品；红唇、美目、巧笑……
当然，简单地谴责她们是无益的，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她们不过是一些生活阴湿的负面生出来的五颜六色的菌子——女人的商品化是市场化最丑陋的副产品。有买方市场才有卖方市场，要女人不再为金钱而取悦男人，那么首先应该要男人不再用金钱购买女人——无论是购买她的全部还是仅仅买笑。
赵铁林（男，记者）首先“三陪小姐”的定义不够明确，陪舞，陪饮，还陪什么？
当然如果被客人领回公寓，或把客人领回“香巢”之类，那就有失大雅，属于政府明令禁止的范围。但如果仅仅上述两陪，所在地的执政官员就大可不必伤脑筋，虽说是有碍“风化”，但毕竟解决了诸多女孩子就业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化妆品及时装销量大增，餐饮业也会好转，都市的夜生活也丰富热闹了起来……，有弊亦有利，关键问题是加强引导和管理。
追溯“三陪”小姐的来历，也不一定非是外国腐朽思想的入侵，其实“三陪小姐”
在西方还处在中世纪的蒙昧时期，中国的“三陪小姐”就已经很发达了，不过叫法不同，服务的对象及服务的范围也很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旧时某官吏“坏了事”，男丁克军，女眷入籍强迫她们为还没有“坏了事”的达官贵人提供性服务，而且还要请技艺高超的乐师，为其训练必要的歌舞技能，以便使这种服务更富于艺术性，起码要够得上士大夫们的情趣爱好。
到了后来，由于它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稳定便进而推广到民间。纵观中国历史，凡哪朝哪代鼎盛之时，都是说歌舞升平，市井繁华，这歌这舞其实不少是“名妓”的功劳，也就类似于现在所说的“三陪”小姐，文人墨客将她们写入词曲，编成戏文，演义了不少美妙的故事，《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社十娘》中的杜十娘，《救风尘》中的赵盼儿，等等。
时代进步了，这种少数人的专门享受也就进入寻常百姓家，商品社会不仅使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且也使“类”劳动变成了商品。三陪小姐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理论构成，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
骆冬青（男，青年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对坐台、三陪甚至卖淫现象不能光从道德角度来看。
过去，我们读了太多的批判现实主义故事，以为生活也跟书里写的一样，以为女人都是被生活逼得没办法才去卖笑。其实人性里面潜伏着某种隐秘的欲望，不论男人、女人，都有一种想卖的冲动，这种东西表现在某些娼妓身上就是“娼妓性”。
很多妓女认为出卖色相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学者可以出卖思想，运动员出卖肢体，歌星出卖嗓子，同样都是自己身上的东西，为什么色相就不能拿来换钱呢？这种想法貌似有理，实质上是错误的、表面的。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远比女人出卖色相更有害的出卖行为，也是事实，政治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手段，学者出卖良知，好商出卖灵魂的欺诈，卖身求荣、忍辱苟活的小人物出卖人格或友谊，等等，谁能说比女人出卖色相更好一些？扪心自问，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卖的经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