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第51章

还有几个尝见和未见的朋友，或则面问，或则函问；尤其是朋其⒇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顿学风”（22）者和其党徒之气罢；或者算是说了胡须的报应，——因为有说下去之嫌，所以该得报应，——依博爱家言，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23）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2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25）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却是“确落二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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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27）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还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28）先生的文才，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续集。然而岂但没有而已么，遭难的又是自家的牙齿，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单，是不大合式的，虽然所有文章，几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辩护。现在还不如迈开大步一跳，一径来说“门牙确落二个”的事罢：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29）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30），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31）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32），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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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先生（33）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这话，我确是曾经读过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已者为限。准此，我便顺手又要将章士钊的将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账揭出来。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
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
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驳掉他：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
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其实，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乱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钊未必一定如此胡涂；假使真只胡涂，倒还不失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说过：“挽近政治。内包甚复。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难于迹象求之。执法抗争。不过迹象间事。……”（34）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则与其听他说政法，谈逻辑，实在远不如看《太阳晒屁股赋》，因为欺人之意，这些赋里倒没有的。
离题愈说愈远了：这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即此收住，将来说到那里，且看民国十五年秋罢。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二期。
② 双十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俗称“双十节”。
③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④ 章士钊（1881—1978）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主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⑤ “每况愈下” 原作“每下愈况”，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后人引用常误作“每况愈下”，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孤桐杂记》中也同样用错：“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⑥ 《晶报》 当时上海一种低级趣味的小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一九一九年三月单独出版。下文所说《太阳晒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