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心的日子》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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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云淡风清的日子，我接到西安的长途告诉我母亲已经拆线了并能下床走动。食欲亦一天好过一天。我大为喜悦，赶到邮局发了电报是加急的。我的欢欣伴着瞳仁间的那份晶莹写道：昨日梦中有你病愈后的笑靥
阿 凤
阿凤是隔壁好婆的侄女，一位年届四十五岁的妇人。她是从绍兴乡下到上海来做事的。她给我的一直是一种淡淡的农村妇女勤劳和朴实的印象，很难找出很典型的材料来，她所给予的很多帮助都那么琐碎，然而日积月累却在我的心中留下挥不去的影子，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激也油然升起。
第一次看到阿凤是在一年半以前，她刚从乡下到上海来做事，就住在好婆那个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她是个很显老的女人，在上海象她这样年纪的女性大都保养得很好，打扮又时髦。而她皮肤很黑也很粗糙，目光也显得有些浑浊，行为显得很不自在，终日套着灰色或深褐色的衣服，乍一年全然象个六十开外的老妇人。可是她来到我们这幢房子没多久，我就被她的勤劳所打动。父母的工作都很忙，而且要经常出差，妹妹和我都在念书，况且我又是一周才回家一次，家务事认都没有办法顾及周全。不知何时，煤气间的灶具、碗橱都被擦洗过了；油盐酱醋的瓶子再也不会空着；晾着的衣服经常是叠得整整齐齐地递到我们手里。清晨她去买菜时总忘不了给我们带上一份，缴牛奶费、电话费她都会照应着，公共楼梯总是被擦得干干净净，一切都收拾得井然有序，生活好象一下子轻松了很多。这一切都是阿凤的功劳，但她还是那样不善言辞，有时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偶而露出的一丝微笑也是很淡的。
一个周日的午后，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显然有点寂寞，我看见阿凤就坐在晒台上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便上去和她搭话，刚一走近，恰巧看见泪水嵌满了她那很不平滑的脸。看见我走近，她连忙举起袖口擦了擦眼泪，我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站在那儿显得有点窘迫，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在我为难的时候，阿凤颤微地轻声说道：“懿娜，你……你，替我写封信吗？”“好，好啊——”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台阶。“要写信你早就跟我讲好了，我正好没事。”阿凤不识字，每次乡下来信都由我念给她听再帮她回信。可是，这一交阿凤是特别的伤心。她的小儿子是个木匠，在村里找了个对象，本来挺好的，打算十月份结婚。可女方突然变卦了，嫌他们家的彩礼太少了，最起码再拿出二千元才肯同意，儿子已经“弹尽粮绝”了。信上写道：儿子有骓，姆妈若这次不帮儿子一把，我想这辈子也没啥意思了……如此言语，为娘的又怎会不伤心呢？“那——怎么回信呢？”我无助地望着她。“你就说钱我会帮他四处借的，很快会给他寄去，叫他勿要急，身体要紧，勿要急坏身体，我……”她的眼泪又溢了出来，我便不再问什么，知道了她的意思，便给她儿子写了封长信。写完了信，我问她准备到哪里去借钱，她顿了一下说她打杂的那个饭店老板人还是挺好的，阿凤在那儿做了一年多了，老板一家都觉得阿凤人很好，老实本分，活又做得干净利落故很愿意帮她。可以借她一部分就算以后八个月内每个月只给二十几块钱的工资来抵，另外她自己身边还有些积蓄，筹在一起差不多一千三百元，再加上乡下老伴还有一些，差不多可以筹齐二千元。她的神色极颓丧，叹着气说：“本来打算在上海积点钱回乡下留着养老的，现在……”为了让她开心一点我故意说了许多俏皮话，她终于笑了，只是笑得很牵强，挂在脸上象僵了一般。我感到她的世界是灰蒙蒙的。
以后我还是照样一周回家一次，很久没有机会同阿凤再坐下来聊，碰了面就打个招呼。她不仅把好婆的杂事做得很好，而且一幢楼里能照顾到的事她都抢着做且不愿收取一分钱。好几次我都发现放在洗衣机里的我带回来的厚衣服不久就有人帮着洗干净了，而且是用手洗的。又是阿凤。我越发不好意思了，而她总是说每次要麻烦我看信回信，洗衣服是算不得什么的。
过了数周，周末我刚到家，阿凤就跑上楼来，手里捏着一封皱的信让我给她念。当然是好消息，钱到了女方，那姑娘终于同意下嫁了。阿凤开心得什么似的，从我与她相识以来，从来没有看见她的脸上有如此灿烂的笑容。至于那宗婚姻是否真的很幸福在阿凤看来并非很在意，她想的只是她的儿子这下不会伤心下，她最小的儿子也终于可以结婚了，她——熬出头了……她浑浊的泪水又映在那布满皱褶的脸上，但我知道这一次她是真的高兴。
父母亲都说象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太缺乏劳动观念。阿凤那样无时无刻帮着别人干这干那不图报酬和感激，为了子女肯把自己榨干的举动让我有一种无法说清的感慨。她没有文化更不懂高雅的礼仪至于落寞、空虚、怅惘是她听不太懂的名词。也许劳动就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她即便有空余时间也都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地打发过，她似乎没有嗜好，不识字无法看报，电视节目除了绍兴戏她都不太懂，她的世界也许真的好寂寞，但她身上蕴含着一种纯朴的感情一颗善良慈爱的心。看着她终日忙碌的背景和那蒙上灰色的眼睛，我的由各种情绪掺合起来的那份情怀又会涌上来。阿凤也许永远不知道，她所给予我的是我在别处无法学到东西。而且很多，很多……
珍惜拥有
萍是四年以前从横沙到上海来打工的，在沪上除了一个远方亲戚外便一无所有了。
时至现在我还是忘不了四年以前第一次见到萍的情景。那时她的头发剪得很不整齐，梳着两条辫子配一身灰红的套衫，一双很旧的蒙着灰尘的皮鞋，脸色微黑发红，人挺结实。
在上海要打一份工也许还不是最难的事，但是要在上海长期地住下来并且改头换面使别人看不出你是“外来妹”，并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萍一开始是在一家里弄的打包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凭着她念过职业高中的底子，在这家弄堂小组的打包站里当了名管帐的。当然这份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也是一个她在上海的老乡帮她找的，不用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第一个月拿100工资，萍买了一份“厚礼”酬谢了这位牵线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和日用消费去掉后，一个月的工资也告罄了。好在打包站晚上可以让萍留宿，否则租房的钱恐怕也难筹了，不管怎样萍终于在上海留了下来。
半年之后她离开这里，来到一家个体户开的饭店打工。食宿是老板供及的，虽然每天累得死去活来，可是薪水是原来的一倍，更重要的是萍开始向上海小姐的装束和礼仪迈步。上海话这一特殊的语言萍已渐渐驾轻就熟了，话中的乡音却是一天比一天少。又一年后萍炒了饭店老板的鱿鱼，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进了一家合资企业在上海的办事处。主要的工作是跑腿，诸如拿发票、送支票，从某某单位赶到某企业，发资料，搞托运。这一年萍为了保持美好的形象有四双高跟鞋变得满目疮痍，从对上海地图一窍不通，变成终日在市是“环游”的“活地图”。人是一天比一天瘦，这倒是让许多上海小姐羡慕不已的。这期间我偶尔也碰到萍，每次见到她那疲惫的神态总有点为她心疼，其实她只长我三岁，我总觉得她肩上的负荷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