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146章

她同重庆时期的“小朋友”理查德·杨恢复联系，上一章已经述及。如果说当时她是象一个长辈那样对待他的话，那末现在她改变了，因为他已入中年，所以她要他称她为“姐姐”。但他仍象对家中长者那样尊重她。
理查德·杨前妻已亡故，她鼓励他续弦，在见到他的对象后写信说：
“我要赶紧告诉你，我已经见过海伦·凯勒了。我觉得你的眼光很不错。她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很能干。希望你们很快结合，因为人生是短暂的。”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5月19日。
杨是华裔，海伦是欧洲人。关于异族通婚，她在其他场合曾这样说过：“如果双方能相互清楚地表达，心灵会作主。我是赞成的。”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7年10月31日。
她非常高兴地接见美国百岁老人韦尔西·杭辛格·费希尔夫人。这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寿星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在中国教书，亲眼看到中国君主政体的倒台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她年轻时曾是歌剧演员，后来成为一位主教的妻子，先后在印度和中国担任女校的校长。她历经几个历史时期，一直是一位改革者和活动家。40年代在纽约，她进行讲演和募捐，通过耿丽淑主持的“中国福利呼吁会”，支援宋庆龄的事业。现在已是70年代，但她的精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高龄和几星期前摔了一跤而有所损害，她热心地观看这个同旧中国迥然不同的新中国。宋庆龄看见这位硬朗的妇女感到非常欢欣，倾慕她的记忆清晰、精力不衰、战胜年龄。
她还欢迎了许多日本来访者，包括她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一些日本家庭的后辈。她同孙中山一样，是中日两国目光远大的人士间友谊的象征——这种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曾经存在，现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乐的重新接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感到十分遗憾①。她饶有兴趣地听了其他一些音乐会。她在私人通信中写道：“经常有一些令人心旷神。冶的演出，艾萨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结束后走上台去向这位音乐大师表示感谢，还曾参加邓小平对他的接见，并且很喜欢他那种热诚的性格。她特别赞赏他对中国年轻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养。在通俗音乐方面，她很喜爱美国影片《音乐之声》（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节），曾多次在家里放映招待客人（特别是年轻人）。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进口方面，70年代后期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可能因为这些东西价钱比较便宜），她对此很感不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
“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象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①
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过的她在1917年给梅屋家人的信中所显示，她对于电影一直很有兴趣并且很早就了解它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很想去做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对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活动十分关注，向司徒慧敏（中国电影界先驱之一、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国民党员）询问情况并说她虽只看过少数几部，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时，她特意写了祝辞“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着《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59—163页。
宋庆龄自己为多种痼疾所苦，所以对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关注。博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之友柯弗兰病重，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她听到后心里很难过。在他去世后，她写道：
“这样一个好人过去了，多么使人悲恸……他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极真诚的人，我们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同她有半个世纪深交的知友、他们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成了她老挂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们振奋起来，他们也不是那种老爱呻吟叫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使她开心。他们都是在她之后才去世的。本书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时也病了。她在信上说：“如果邱茉莉需要什么外国药，请告诉我，我在旧金山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寄来。”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来的朋友后来在思想认识上同她分道扬镳了。对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旧。
伊罗生30年代在上海时曾是宋庆龄主持的民权保障大夙盟的积极分子、《中国评论》的主编，但后来转向了——先是成为托派极左分子，后来又向右转，在美国成为替官方服务的教授。但宋庆龄没有忘记他过去一道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那个时期，鼓励他重访中国。他后来同妻子维奥拉·鲁宾逊来华时，她仍热情接待他们，未因观点不同而受影响。
美国老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曾为宣传宋庆龄及她的政治观点做了许多工作。但后来他的自由主义极大地褪色了，到了麦卡锡时代，他竟跟着乱叫乱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寻而双双死去（他先开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想起了他过去的好处：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时，因为朋友们都忙于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没有什么英文的读物来消磨时间，他是唯一给我写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无日期）。
（五）同亲属的联系
在这个时期，她先是通过第三者打听现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后来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中国访问的人获得签证。这是同国家的一项尽可能扩大接触面的新政策相适应的，这个新政策就是通过“一国两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也是同她自己的亲属感情相适应的——她从来不允许因为这种感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亲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历史进步，她也会发挥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
1979年，她在给理查德·杨的信①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杨同他们是很熟的：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她最喜欢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
“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化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其后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遗孀婷婷联系上了：
“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①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关于孔家，她看来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建立联系。事实上，她后来嘱咐理查德·杨“请不要为了我去找戴维他们”。但她对其他亲属还是很关心。他问杨：“你是不是知道，我那亲爱的小弟弟子安的两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遗孀劳拉（张乐怡）：“听说劳拉得了帕金森氏症（震颤性麻痹症），这种病很难治……”①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了孙中山的女儿“孙金琬（格雷斯·戴）刚在澳门去世，因为摔了一跤。”②
①同上。此信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