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88章

丝网的场所接受搜查”（见施洛莫·卡茨，前引文）。由于抵抗带来的伤亡，经久不变地成为整个犹太世界进行恶毒宣传的题何。纳”与“持不同政见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谅解，并不妨碍恐怖主义组织的独立活动；因而经过一段平静时期以后，大概是出于对当时所公布的英美调查委员会成员名单的反响，伊…兹…卢（它作为一个报复性暴力组织，是由于英国当局不断把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放逐到厄立特里亚的英国拘留营去而建立的）于12月27日对耶路撒冷以及位于雅法一特拉维夫边界的两处公安指挥部发动了毁灭性的破坏活动，还袭击了特拉维夫的一个军火库，共杀死保安人员九人。 根据伊…兹…卢领导人后来的公开证言：“哈加纳”的那些首脑人物事先已“非正式”同意伊…兹…卢的上述攻击行动。但是根据代办处发表的一项通报，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则在高级专员召见时，认为这些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完全无关”，并对造成伤亡一事表示遗憾，可是又说：“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协同制止这些过火行动所作的努力，由于当前英国对巴勒斯但的政策的缘故，已经变得徒劳了。当巴勒斯坦政府本身就是一贯地违反托管国的根本法的时候，向犹太人所提出的遵守法律的任何号召，都会被置若罔闻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深刻地体会到及时宣传的效果，将别在美国，高度组织起来的“压力集团”的行动，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因素。在我们这一章所涉及的历史里，在不止一次的紧要关头，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采用了一种可能使其对象都会有理由感到愤恨的手法。在关键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会突然抓住某种一个本身并不是比较重要的偶然事件，反复地大作文章，通过一些宣传渠道加以歪曲，一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又把它弃而不谈了。例如在英美调查委员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开幕式之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的英籍首脑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勋爵，在法兰克福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即席讲话中，有些评论竟惹起了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声讨的大风暴。这些评论并没有逐字逐句的官方报道公开发表，但根据美联社报道，摩根说：成千的波兰犹太人自东方进入美国地区。。在一个“组织严密，切实可行的计划下离开欧洲”。他相信此项渗入的幕后有一个未知的秘密犹太组织。。。巴勒斯坦问题是和这种运动紧密地联系着的。
他不相信“关于波兰境内发生大屠杀的传说”。。。犹太人自罗兹及其他波兰中心地区，由列车满载着到达柏林的都是“丰衣足食，面色红润，并有大量钱财。。。他们看上去肯定不象遭受过迫害的人们。。。未的那些人都千篇一律地谈到大屠杀的故事。”两年后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揭露了这个秘密的真相，原来犹太人途经中欧秘密地到巴勒斯坦去的活动是由“哈加纳”所组织的；但当时韦茨曼在美国谴责摩根的讲话“显而易见是反犹太人的”；世界犹太人协会美国分会主席拉比斯蒂莎·怀斯宣称，这篇讲话不仅有最恶劣的纳粹的味道，而且令人回忆起虚构的“郇山元老议定书”；犹太电影明星埃迪·坎托在《纽约时报》上用两栏的广告地位刊登了以“我以为希特勒已死去”为标题的文章，谴责摩根；还有无线电台评论家沃尔特·温切尔宣称，“在端庄有礼的美国人能够再次对英国表示怜恤同情之前，英王陛下的政府必须摒弃这位将军，剥去他的军装。不甘心被喧嚣的美国舆论所胜过，世界犹太人协会的伦敦政治秘书宣告：“摩根将军断言欧洲内部存在着一支犹太秘密军队，旨在撤出大批移民并送往巴勒斯坦，这不仅纯属捕风捉影之谈，而且显然是想要过早判断英美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这种非难低毁是提不出证明的，是不能使人民信服的，而且也象所有这类论辩一样，只能是适得其反，叫那些诋毁制造者自食其果。
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六名美方成员和六名英方成员中，有三人后来发表了个人的论述，以及几次公开会议的记录，他们都变得赞向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了。工党党员理查德·H·S·克罗斯曼系《巴勒斯坦使命》一书的作者，为了献身于政治，他放弃了大学职务，于1945年进入国会。他在委员会工作时期所写的日记，有一部分就摘录在他那本书中，这些材料正直而透彻地分析了引起他个人思想变化的那些反应，使他的《巴勒斯坦使命》一书具有特殊的价值。《在丝幕后》的作者巴特利·C·克鲁姆是旧金山一家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一个“战斗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始终如一和不加批评的同情，以及他对英“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对国务院所采取的据说是亲英国的策略的不信任，使他成了一个不及克罗斯曼那么可靠的记者了。詹姆斯·G·麦克唐纳博士在1935年辞去了国际联盟德国难民救济工作高级专员的职务，以此表示他对国际上处理这一问题态度摇摆不定的抗议；以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1948年杜鲁门总统选中他为美国第一个出使以色列的外交使节。委员会中其他英国成员（英国方面由一位高级法官约翰·辛格尔顿勋爵率领），不论他们政治上如何忠诚，思想上却普遍有所怀疑，他们大部同意达成一个不致严重干扰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的协议。值得重视的是，外交部委派的两秘书之一，便是哈罗德·比利，他早期编写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书对战前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所作的评价，曾遭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抨击。
辛格尔顿以外的另一位主席，即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联邦巡回法庭法官哈奇森，是一个不落陈套的得克萨斯州人，他在自己的工作经历中流露出对处境困难的外侨的同情，他把自已描绘成一个“信奉《旧约全书》的基督教徒”，因此，在他的同僚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本能地对英“帝国主义”感到不满的，还有一个美国犹太记者指出，总统对美方成员的遴选，普遍地受到赞赏。
美国成员之一的威廉·菲利普斯，战时曾任罗斯福总统驻印度特派代表，他过去没有接触过阿拉伯世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美方提议谘询调查应在华盛顿进行时，英方感到有些“烦恼和猜疑”，认为从工作一开始，他们就会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全力冲击”。可是据克罗斯曼称，委员会美方成员中那些头脑比较客观的人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极权主义”要求，也感致震惊。克鲁姆后来记载了（如他当时所报道的那样）他在华盛顿，也在委员会跨越大西洋的航程中，听到国务院的代表们以及英国外交部哈罗德·比利对他的告诫而感到惊奇，他们认为委员会不可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去考虑同巴勒斯坦与犹太难民有联系的种种问题，相反地，委员会所要作出的是必须在某一地区付之实施的决议，而这个地区早已是大国强权的争夺中心。事实上，苏联在波斯阿塞拜疆所操纵的：“民主政变”的冲击才只有一个月，而苏联宣传机器已经开始了一场既反对土耳其政府又反对英一伊石油公司的“神经战”。
当阿拉伯人和亲阿拉伯的发言人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在华盛顿和伦敦也过甚其词地强调他们自己那方面的理由时，克罗斯曼正从伦敦的那些意见听取会（1946年1月25日至2月1日）出来，带着一种“奇特的气愤之感”。他说，他的同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气愤是因某些犹太人所提出的那种双重要求、“双重忠诚”而引起的。这些人不去巴勒斯坦，但期望既把巴勒斯坦划给犹太人作为他们的民族之家，又同时期望“在每一个民主国家里都有一个分开来的、特有的犹太人社会”。他们既主张自己是犹太人，同时又要求人家承认自己是非犹太民族的国家中的公民；“既要忠于他们现在所住的国家，又要忠于他们的民族之家”。委员会的下一步动向，对于他们的情绪和想法肯定是会发生很大影响的，因此，如果这下一步不是按照委员会的权限办事的话，那就会遭到批评了。在规定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清单中，委员会的授权范围中也提到“在调查欧洲的犹太人难民的处境之前，要先调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情况对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原来的设想是，仔细制定这些权限内的各项工作，就是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