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68章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SCHEN（引者注：即陈独秀）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这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虽然只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1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的生活苦闷
我们的生活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罢升罢
快快地升罢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是诗人汪静之所作，收在他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这首诗，过去被人们视为爱情诗，没有给予注意。
然而，这却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汪静之这么加以说明：
“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七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读者导报》，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汪静之的诗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很小，历史也很短，但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明年七月开大会”。这“大会”，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传说是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出席者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明确否定了这一传闻。李达写道：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李达的回忆是富有权威性的，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代表，而且会议就是在他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的……
日月飞逝，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做“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蛟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六二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三十一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渔阳里二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其实，那是辅德里六二五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渔阳里二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六二五号一楼一底，建筑面积为七十四平方米。楼上为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七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十二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这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内中以他对斯诺所说的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对赵恒锡的运动”。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七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据罗章龙在一九八一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但是，有关文献上没有记载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罗章龙之孙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笔者信。。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旅俄八人，旅日四人，旅法二人，旅德八人，旅美一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二十一人，女党员四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不但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2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五人，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邓中夏。另有三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名称在当时不固定，有时也用原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则署“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
中国共产党“二大”相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大”来说在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指出的党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党的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