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下册)》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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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宽限的十年期早已过去，而他所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从那时起已变得十分严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地球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个发发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象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度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2O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结论。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就在数年前，报纸上还充斥着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今日的电视屏幕已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不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破的所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空前大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东矛盾（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公开和非公开的冲突）以及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尽的第一次冷战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构、庇护关系、氏族和部落忠诚以及象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来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针对当时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的坚定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地区自主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聚居着50亿毛泽东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时候了。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从美国到瑞典，再到日本，还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再到北朝鲜，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内部，从秘鲁到坦桑尼亚，再到印度尼西亚，都广泛存在着差异。在这样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毁灭的危险，而不是杂交优势的期望。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都是为了避免危险而实现希望。从全体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倘将这两种哲学简化到标语的程度，则分别可称之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将前一种哲学的乐观派对当前趋势一般表示满意，持后一种哲学的悲观派则认为当前人类发展趋势会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必须悬崖勒马以避免全球大灾难。这两种哲学的直接对立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两大基本问题，即生态环境恶化和核威胁问题的态度上。
关于生态环境，乐观派坚持认为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并且可以依赖技术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
与此针锋相对的那些持“悬崖勒马”哲学的斗士们认为，技术确实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单独承担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增长。发达国家的公民现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舒适，但他们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事业。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他们不但利用了过去已贮藏几百万年的有限矿物能源，而且以矿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来的资源。我们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学会转化和消费过去和未来的资源。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便在生态账户上不断地赊账，这生态环境是自古以来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未来我们不能继续无限土地亨受这种恩泽。甘地曾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的时候。。《致总统（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报告》在对本世纪末的世界情况作如下的预测时也表述了这种观点：“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时世界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社会混乱将比现在更为严重。……如果要避免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人类的痛苦，防止环境的恶化，缓解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那么就必须具有新的充满活力的、坚定不移的主动创业精神。而这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直接冲突不仅表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而且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这里，乐观波同样赞成“维持原状”，而这种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遗训，即“维护和平、防止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创伤曾使某些人一时犹豫不决，但冷战又迅速恢复了他们备战的信心。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发现他们都已陷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