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立场》第66章


一个我一直崇拜的英雄,坐在桌前,和麦当娜、歌星瑞奇·马丁,以及当时古奇的老板汤姆·福特谈笑风生。我想我和戴夫都没兴趣再碰那些食物,我们就坐在那里,远远地注视着他。
“我该不该过去,让他在餐巾纸上给我签个名?”
“不,在常春藤里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瓶香槟摆到了我们的桌子上。那时布鲁克林出生不久,这香槟是迈克尔·乔丹和麦当娜的贺礼。
后来,他们俩都走了过来,和我们聊天。维多利亚认识麦当娜,而我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抵达纽约的那天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见过她。但是迈克尔·乔丹呢?
我就像个小孩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到了星期一,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老特拉福德。戴夫到家之后,逢人就讲。一整天的训练讲的都是关于星期六晚上小贝与迈克尔·乔丹的事:“他长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呢?”
像这样遇见名人的事情,不管是运动员、歌星还是演员,的确令我感到兴奋。
戴夫·加德纳便是从我这里听说这些人的。每次我去参加聚会,总会遇到一些人,让我兴奋不已地走上前去打招呼,比如埃利·玛菲尔逊、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克恩。很多人认为我名气也不小了,但戴夫和我相识已久,他明白个中就里。和那些我崇拜的人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紧张、兴奋。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不会保守秘密,总是忍不住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戴夫。
与维多利亚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那些我原来一看到就紧张不安、张口结舌的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在意大利凡塞斯时装秀上遇到了埃尔顿·约翰。他坐在我旁边,不厌其烦地一声声问候大家。他先前只是见过维多利亚几次,但是一看到我们就走过来自我介绍。以他的成就,我以前一直认为埃尔顿在这样的场合下应该是比较矜持的。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得很是投机。
此后我们就开始不时地聚会,一直至今。埃尔顿·约翰和大卫·法内什是布鲁克林的教父母,也是我和维多利亚最亲密的朋友。这也许是因为,作为夫妇,他们和我们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挚爱对方而且不吝于表达。他们无比慷慨:我下午在意大利看到埃尔顿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法国南部的房子安排给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他还可以安排别处。他们的慷慨不仅仅表现在无私分享他们的所有,我们与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坦诚。
认识一个新朋友,即使是一个像我一样害羞的人,也是一件乐事。但是见到女皇、首相和最伟大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就是一种特别的待遇了。2003年5月,一个赛季刚刚结束,我们起程去南非。在前一场对南非国家队的比赛时我刚被重重地铲了一下,右手腕和手掌之间的舟状骨骨折,因此,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下臂就得用石膏固定住。但是到了德班我就恢复了精神,若不是被告知伤势痊愈,我已经忘记自己受了伤。我只记得那次南非之行,我见到了纳尔逊·曼德拉,永远记得。
我是两个男孩的父亲,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责任。而这个人,是——国之父。在曼德拉面前,我感到卑微,自惭形秽。我们的基地位于德班,3天之后,就要在这里迎战南非国家队。黎明时分,我们飞往约翰内斯堡,前去曼德拉先生的慈善基金办公室。我们都穿着英格兰队服,周围云集着各路媒体和官方人员,而这位最高领导人却轻松怡然地靠在扶手椅上,清晨的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房间里越来越温暖。
维多利亚会告诉你,自从戴上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后,我已经渐渐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发言了。事先稍做准备,再加上她给我的自信,我已整装待发。事实上,维多利亚明白,想让我停止公开发言都不行了。现在,我要与曼德拉先生谈话了。我坐下来,靠在椅背上,面向他。虽然我是英格兰队队长,但我还是被他的仪容所震撼、征服,我坐在那里,满怀崇敬。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感受呢?
我不知道。但是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放松下来。我记得我很想说这样一番话:“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今天在这里见到您,对我们所有队员来说都是无上的荣光。”曼德拉先生希望我和其他队员能够帮助南非申办2010年世界杯。我希望他们赢得主办权。在南非,足球是全民的运动。我以前随曼联队来过,现在是随英格兰队前来,每次都感受得到强烈的足球氛围一在体育馆,在镇区,在街巷,随处可见。我送给曼德拉先生一件英格兰队队服,背后印有他的名字和“03”字样。我知道他喜欢团队精神,我还记得南非队获得橄榄球世界杯冠军之后,他穿起了橄榄球队队服。他起身挥了挥手,一群孙子孙女们就跑出来看我和队友们。他温和地对他们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当时,我的头发梳着紧紧的小辫子,有个新闻界的家伙问曼德拉先生,觉得我这样子如何。他只是笑了笑:“哦,我太老了,不能选择这样的发型了。”
他的话让我分外感激,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很开心。曼德拉先生的故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直视他的眼睛,捕捉他的笑容,看着英伟面孔上的丝丝皱纹,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聆听他的话语。我想曼德拉先生也不介意和我们交谈得更多些。时间分秒流逝,而我们在德班还有事要做。由于起得早,当我们沿着海滩踱回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由于缺少睡眠,整个下午都像在睡梦中度过。
我在想,今天会见了纳尔逊·曼德拉,这都是真的吗?我真觉得难以置信,我得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维多利亚。
由于我和维多利亚经常因工作而离家,数年来电话联系一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就经常和辣妹组合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甚至还会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因税务原因而离开英格兰长达一年。这使得我们的相处压力重重。有时候我认为我们是通过电话线相互了解的。训练之后我呆在曼彻斯特,而维多利亚则要留在某处的酒店里,准备晚上登台,在30000席位的场馆里演出。我依然记得我们每天煲5小时电话粥的那段日子。通过电话,你会对所爱的人日渐了解。这就是全部的细节,我和维多利亚就这样远距离地交流着。
当然,电话述衷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但是有时候还是一离开就是几个星期。我们依然渴望相互交谈,但是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为了联系,我们不吝惜使用各种先进技术。
我在日本踢世界杯的时候,打可视电话就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两个人一坠入爱河的男孩和女孩,而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之中,不管是谁留在家里,都要一边照顾布鲁克林,一边照顾罗密欧。在照看孩子这——方面,父母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但是留在家里的一方还是要为饮食起居而奔忙。我们只好在电话里更加频繁地谈心,但是每次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孩子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
这就意味着:“我一分钟后再打给你吧。”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隔着电话交谈,也像面对面一样惬意自在。我讨厌离开她和孩子,是电话确实拉近了距离。这样就算远隔重洋,我也感到我们是在一起,紧密相连的。在回到家之前,我们一直电话联系,这使我们更加亲密。生活有时候真是奇怪,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一个能够理解的人,我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得正确。
给维多利亚打个电话,聊上5分钟,就能帮我找出问题所在,缓和危机。这源于我们之间的信任与爱,正如其他夫妇一样。很多人的谈话,可以在下班之后的餐桌上进行。而如果我想和维多利亚谈谈,就必须先查查国际区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维多利亚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这就像事业上的成功一样重要,一样来之不易。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知道有了一些名气和不同寻常的关注会带来什么。幸运的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很伟大。家人和专业人士替我们减轻了压力,使我们明白了如何在公众的关注下工作和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我和妻子来面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坐下来,一起苦苦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呢?”
不管是直接交谈还是电话倾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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