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你走》第3章

你讲》，女主角是归亚蕾。一九七○年的金马奖，片中的小孩（俞健生）还因此片得了最佳童星奖。但片子上演前，因为内容涉及师生恋而被禁演，可见当时的电影检查对良善风俗的标准定得很严格。拍了部不能上映的电影，自然就不是投资，而是相当于把钱丢进水里。
这些点滴小事不见得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离异，但毕竟一步步考验着两人不同的价值观。
我还是激动的
不知是生性乐观，或者因为祖父祖母还是给了我一个正常的家庭教养，我对于爸妈的分离，不能说太过在意。当然，小学一年级的母姐会，有个不识相的男同学笑我是“婆姐会”，还是被我狠狠地踹了一脚。惟一有件事，在我心里倒是称得上伤痕。有一天，爸爸的第二个老婆偷偷对我说：“其实你妈一直认为你是克星，因为你出生，她才跟你爸离婚的。”虽说这话是“后母”说出口的，按照八点档本土剧的逻辑，其斗争心机多过据实以告，但对一个幼小心灵，其震撼不可谓不深。
离开对方之后，他们各自都有其他的婚姻，这也合理，那么年轻、那么时髦的两个人，自然应该再追求幸福。只是遗憾，他们其后的姻缘也无法甜美收场。个中的微妙处不是晚辈的我可以了解，但这么多年来，我倒是没有在我爸妈口里听到他们对对方有任何恶言。甚至每一年我爸的生日到了，都是妈提醒我们的。
老家房子被国防部收回后，爸爸只得独自搬出去住。公寓我找到了，也靠近老家，环境是爸熟悉的。但对一个老男人来说，生活上的琐碎事打理起来较费周章。我打了求救电话给妈，二十分钟内，她穿着短裤，带着一堆工具，出现在我爸的新家。她戴上老花眼镜，没什么台词，动手帮我爸洗冰箱、刷地板……爸爸站在旁边，福至心灵，突然说了一句：“树兰，谢谢你。”妈头也没抬，“都是为了我女儿啊！”妈的矜持是容易理解的，但那坚持“周到”的底下，也许还有点“曾经同船渡”的情分。
那一天的傍晚我姐姐也出现了，一家四口就这么碰在一起。在我有生的记忆当中，这样的画面从来没有过。虽然来得晚了，空间也不相宜，但我还是激动的。
过后有次我爸打电话给我，问我平常送去的蔬菜色拉在哪里买的？他找遍了各个超级市场都找不到。我有点得意地说，那买不到，因为那是我妈做的爱心色拉，但我妈出国了，暂不供应！我把此事转告了妈妈，从此她做色拉都做两份。
时光倒错之感
就这样他们开始有了些交往，妈不在台湾时，爸爸会轮着搜集我的剪报。我若是出现在电视里，两人会互相通电话提醒对方收看。我出国时，我家里的除湿机要倒水，我妈会叫我爸去。回来后，我会在茶几上看到即将出国的妈留给我爸爸的字条，写着要他记得帮我开开窗，买点杂物什么的，也会看着同一张字条上我爸的字迹，记载着他何时来何时走，完成了什么……当然，我妈依然偶有错字，我爸不订正了，只是私底下跟我偷偷笑。
有天，我在路上突然看见他们两个，我停下车说：“哦，约会被我抓到！”他们急忙澄清说是要找新的公车路线，方便去我家……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种时光倒错之感。两个人因热恋而结合，生了一对女儿，然后了解多了，不得不分手，他们没有太多怨恨，孩子也没有怨恨，他们各自试着去爱别人，但始终爱着孩子，孩子也爱他们。如果不是太贪心，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可以了。
以前我真是个克星吗？如果是，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说，几十年过去，我已经修炼成福星了喔！
第五章
YI易
后来我发现，我越往下活，
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从小就叫他“易”。他那个易，声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扬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远要拖长。家里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进他的告别仪式现场之前，我都以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我怕会忘记他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里，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是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瞒。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曾祖父时代，还不到“民国”的时候，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家仆”。而后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祖父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即使“少爷”起了爱国心，热血沸腾的要报效国家，“易副官”的责任还是没有变。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无法跟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如果能够回到那时候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头后头是一个小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嫌不卫生，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蚵仔面线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关，大剌剌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