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的大眼睛》第4章

球报道中看见吧？
又次是比赛／演出前的豪言壮语与赛后／演出后实际情况的令人不可承受之重的反差。这就用不着多作解释了，明眼人都看得见。
最后，两者还有异曲同工的重要一点，那就是“年年失望年年望”。足球赛上，球迷们打出“成也爱你败也爱你”的旗帜，春节联欢晚会的观众们虽然没这么直白，但多年来保持的高收视率还是证明了同样的心态：“好也看你孬也看你”。当然，这两年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拒看”春节联欢晚会的人多了起来，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办了十八年，十八的姑娘一枝花，谁知它不仅没出落得更招人喜爱，反而沾染上了中国足球的恶疾，实在令人扼腕。视觉平等与文化拼盘春节联欢晚会出现在80年代，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密切相关。春节联欢晚会能够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与中国人民主平等意识的苏醒有关。在中国没有电视台之前，各地的党政军机关照例都要搞一个与春节相关的联欢活动，有时是晚会的形式，有时是歌舞的形式，照例要请一些文艺界的名流到会演出，但出席晚会的对象都是本地的党政军界的领导、各界的名流和劳模、英模，平常百姓是无缘进入这种会场的。参加春节联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礼遇，这有些类似1949年以前富贵人家的“唱堂会”，请戏班子到家里来表演，让家人享受这种文艺娱乐。当时有些官宦富贵人家“唱堂会”一直唱到正月十五。“唱堂会”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难以企及的文化享受。而春节联欢晚会通过电视这一现代媒体将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的视觉鸿沟填平，虽然春节晚会的现场仍然有些官员、名流、商贾、劳模、英模在场，但大年除夕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面对的都是同样的一台晚会，看到的是同样的面孔，听到的是同样的歌声，“与民同乐”和“普天同乐”成为美好的现实。视觉的平等，也导致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觉醒，当老百姓和达官贵人一起观赏名角的表演时，还可以品头论足，不满意还可以写信打电话到电视台斥责几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但由于电视时代信息传播带有天然的平等意识，春节联欢晚会在一个等级比较严格的社会里出现时，它首先获取的便是老百姓的主人意识和平等意识。
如果仅仅这样来看待春节联欢晚会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春节晚会之初是靠电视的直播抓住观众的，但这种视觉平等的功能不仅春节晚会能体现出来，其他形式的直播节目也有这种功能。春节晚会火暴且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延续不断，与“春节”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将“春节晚会”称为“新民俗”是因为它与旧民俗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春节的旧民俗中的贴对联、放爆竹、吃年夜饭、压岁钱等，都是不太注重内容而注重形式的，这形式象征什么？一是辞旧迎新的喜庆；二是团圆，即中国人最注重的“天伦之乐”，春节联欢晚会是这种精神在电视时代的体现。荧屏外，“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这是赵、倪二位主持人历年晚会最爱说的话之一），其乐融融；荧屏内，大场面、热闹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爆竹的作用，制造喜庆气氛。由中央电视台来办这一台晚会，除了有民俗的内涵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黏合剂功能，这就是在普天同庆的时候，将全国人民、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黏合到一起同看一场“戏”，同听一席话，同过一把“瘾”，它比什么样的政治手段都具有政治功效，它的辐射性、覆盖力只有核威力才可以媲美。因为光用民俗的观念来研究，光是大年三十晚上那一餐，在南方和北方也有年夜饭和吃饺子之分，而春节联欢晚会巧妙地将全国上下、海内海外自然地而不是行政命令式地黏合到一起，它给注重“四海一家”、“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找到极为合适的载体。
因而春节联欢晚会最初只是一台晚会，只是一个金牌栏目，等春节联欢晚会火了之后，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节庆晚会，它负载着很多电视节目所能承载的内容，虽然早在1987年就有人呼吁立即停办春节联欢晚会，但是春节联欢晚会不但没有停办，反而越办越大，投资越来越多，阵容越来越庞大，场面越来越豪华，节目越来越模式化，时间越来越长（近两年有所收敛），就在于它不只是晚会，而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为了搞好春节联欢晚会，层层级级推荐优秀节目，有点像选秀一般隆重而认真，而对节目的审查更是严格，像审查红头文件一样认真和仔细。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有点像当年“样板戏”的做法，以至狡猾的赵本山在彩排时“贪污”掉一些内容，免得节目被砍。
第5节　盛满平庸的地方（2）
春节联欢晚会上既当演员又搞摄影的牛群
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不只是政府交办的，也是老百姓的强烈要求。“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难看年年看”，这两句话很能看出二者的心态，举办者明知难办却不得不办，如不办对上对下都交代不过去，观看者知道晚会就那么回事，但又期望能通过晚会实现某种自己的权利（比如视觉平等的权利、对晚会发牢骚的权利等）和理想。著名的前卫美术批评家栗宪庭在与电视评论家李幸谈到春节联欢晚会时的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东西（指春节联欢晚会）很没意思。当然，栗宪庭属于中国极少数不看电视的人。没有电视照样过日子，没有晚会也照样过年。然而，即使像栗宪庭这样前卫的艺术评论家和西化意识较强的人，在到了异国他乡过春节的时候，还会想到春节联欢晚会，1998年他在法国南部过春节，那儿华人很少，春节的气氛很淡，打开电视也看不到春节联欢晚会，那个年他过得寂寞无比。栗宪庭尚且如此，一般人就可想而知。试想一下，假如明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停办了，人们的愤怒和抗议会远远比面对一台平庸的节目要强过几十倍，他们会感到他们应有的权利被剥夺了。春节联欢晚会无疑成了“政治”，但这个“政治”不只是由上而下发布给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大饼，它只是在超越政治之后又回归政治的。或许春节晚会本身在中国最初的动因是政治化的，它是官方联络民众感情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手段被放大（全国性的电视直播）以后，它最初的动机就被遮蔽了，娱乐和宣泄的功能得到了发挥。而中央电视台作为意识形态的窗口和工具，在满足观众的趣味和要求时又必然可反作用于观众，又必然会带着强烈的政治的主导性，用行话说，就是不能让多样化冲淡淹没了主旋律。
因而春节联欢晚会便自然变成了政治和文化的混合物，在艺术形式上也就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文化拼盘，这种混合也是观众的内在要求。因为春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节日，春节联欢晚会必然会照顾每一个“分子”的利益和兴趣，因为老百姓也不只是把它当作娱乐活动，也视作参与（当然包括政治参与）的机会。比如观众烦透了主持人念各行各业名单，但被提及的行业肯定心中还是会产生一些暖意的。而如果被忽略、被遗漏，肯定会产生有一种政治的冷落感。姑且把念名单比作“压岁钱”吧，要是父母少给了谁一份，他的心里肯定很难受。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导都想将念名单省略掉，但每年都不能省。尤其是那些常年不见踪影的“弱势群体”更需要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亮亮相，享受一下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种温暖的价值有时是无法用钱来计算的。
春节联欢晚会做成文化拼盘既属于无奈，也是其内在的特质所决定。如果只是满足某一阶层的某种趣味，就丧失了联欢的特性，如果只是关注某类社会人群，就会失去整个人群。春节联欢晚会依照文化拼盘的方式将各行各业的要求或含蓄地或直露地表达出来，以达到“联”的作用。
“联”是政治性的、群众性的要求，“欢”才是晚会的本质。如果春节晚会“联”而不“欢”，就会变成接受教育的第二课堂。近年来人们对春节晚会的不满，更多的是冲着“欢”来的，这种“欢”不只是在喜庆和吉祥方面，还在表达他们愿望和欲望方面。快乐不只是来自表面的搞笑，还在于内心的自由和人的解放，而这一点正是文化拼盘这一审美形式所匮乏的。文化拼盘采用的是后现代的拼贴方式，而拼贴本身是以牺牲强烈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