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46章

我绝没有因为外国教练的到来威胁我的饭碗而影响工作。我心里只有一条，一定要把今年的任务完成好，这是硬道理。
外国教练执教申花队，已经成为申花队明年工作的现实。这个问题当时全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最清楚，其他教练还没有认识到，队员更不清楚。
当然，1996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问题最多的一年。七连平后，新闻媒体不断批评我只知抢逼围，没有技术。甚至说，申花队要再上一层楼，必须请高层次的教练。就像郁知非在我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申花队要坚持枪逼围，又要补充新的内容。我心里清楚，追求激情与理智的完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变成四不像，当年国奥队即是如此。1994年中花队一段成绩不好，1996年七连平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深深体现到，要想得到完美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了。但是，再难也要去追求，我决不会后悔。申花俱乐部最终还是决定请外国教练了。
整个赛事结束后，我下一段的工作已经明朗化了。俱乐部想用外国教练替代我，让比利时、保加利亚和乌拉圭的教练来会诊，也是对他们能力的考察。后来我到松日队还获知，德国教练维也纳在下课后也曾被请到上海，俱乐部对他进行了半天的面试。看得出，请外国教练的方针已定，只是操作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稳获第二名以后，体委金永昌主任、李毓毅副主任约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话。李毓毅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我反问道：“下一阶段领导有什么安排吗？”李毓毅说：“用外国教练基本上定下来了，这你也知道了。我们想，在用外国教练的情况下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这三年来我在上海的工作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上海领导和你们体委的支持、帮助，对此，我表示感谢。尽管我不是上海市体委的人，我的关系还在国家体委，但是我是上海人。俱乐部考虑到要换外国教练，其实我也早已知道，前一阶段就有预感。职业球队换教练是正常现象，我不会因此而影响任何工作，外国职业俱乐部的教练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对中国教练的真正考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金主任说，你有这样的认识真是很好的。他说，从上海市领导、俱乐部到我们体委，都希望你还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第一，具体职务上要么给你在俱乐部挂个名，如俱乐部副总经理；第二，你可以在队里挂个总教练，工资待遇不变；第三，如果你不愿意跟队，你就带上海市全运队。
我说，如果真的请了外国教练，我再跟队不是很合适，怕影响主教练的工作。我挂申花头衔，光拿钱不干事，也不合适。我可以摘全运会队伍，但我不亲自带，让一个年轻教练带。李毓毅说，你如果搞全运会，钱可能就没有俱乐部那么多了，当然我们可以给你弥补一点，我说钱不是主要的。金永昌主任最后说：“根宝，我们相信你，你选择一下。”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融洽。当我离开时，我心里已经初步定下，我要离开申花队去带全运会队伍，我可以当主管，但不亲自带队。
联赛最后一场我们是客场对北京国安队。我到国家体委训练局向当时的局长李富荣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征求了一下对我今后去向问题的看法，他说，留上海带全运队也挺好，如果其他俱乐部要你去的话，也可以。
这时，我可能离开申花队的消息外面已经有了风声，国安队、松日队闻讯来与我接洽。我便给李毓毅打了电话，把李富荣的两点意见说了，还说现在有两个队要我去，我们上次的方案是不是可重新考虑一下？
李毓毅连夜给李富荣打电话，让他做通我的工作，让我留在上海。第二天李富荣找我，说李主任昨天晚上给他打来电话了，让我不要为难他，他也是上海人。我说，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大主意我会拿的。
打完国安队比赛回到上海后，李毓毅与金主任第二次找我谈话，还是希望我不要到外地去，留在上海工作。从他们的谈话意思我感觉到，申花队想找外教，但还没有合适人选。让我搞全运队，其实也是让我当预备队，万一外国教练不行时让我再顶上。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安杰依的角色。
我依然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说再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江湾的当天，郁知非亲自到基地找我谈话。他很坦率地说，根宝，我们相信外国教练，但是现在没有找到好的。你先别走，万一我们找不到，主教练还是你来当；我们另外还有两个方案：一，外国教练来，但你当主教练，他负责训练工作；二，你当总教练。郁知非还是想让我留在惧乐部里。
我说，既然已经定了，我就不能再留在队里，因为不合适。外面有好多挂名的总教练，但与队里的主教练都有矛盾；第二，一个教练在一个队确实不能呆得太长，时间长了彼此太了解，相互间缺乏新鲜感。换个教练，让他们接受点新东西，对队员或许有帮助。郁知非认为我讲的话有一定道理。
其实我心里很矛盾，我是很想留在上海的，但又想俱乐部既然已经决定请外国教练了，我再采取各种形式留下来的话，效果不一定好。经过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加上此时松日俱乐部盯得很紧，国安惧乐部张路总经理也找我谈过话，并几次打来电话，我想，我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的主意已定。但我的工作还未完，联赛虽然结束了，申花队还要访问韩国对大宇队比赛，还有年底在西班牙进行的世界五人制足球比赛。
12。在静静的楼道里，默默地告别申花队
我的离去没有来时那么地轰轰烈烈。当一切都定下后，俱乐部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申花队三年，无论是上海足球体制改革的环境，还是惧乐部让我工作的小环境，都给我实施自己的足球的才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与俱乐部的合作是极其愉快的。我衷心感谢上海的各级领导、申花俱乐部和上海的广大球迷关心。我也表示，合同到明年1月才结束，在合同未到期前，我依然将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和训练好队伍，完成五人制世界杯比赛。
世界五人制足球赛还是让我带队。在西班牙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召开最后一次全队会议。我说：“尽管三年来我们的技术已经改进了很多，但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与别人相比仍然很大。我很遗憾没有把你们错误的动作都改过来。我希望你们今后把好的东西留下，如果丢了士气，丢了作风，那就不是足球了。我感谢大家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们全队离开赛地莫西亚小城飞往巴塞罗那。由于我要去松日俱乐部报到，因此我们在机场就分手了。
在巴塞罗那机场，我与教练班子、队员们一一握手道别，大家互道珍重。踢球的人就是这样，不善言谈。虽然大家只是握一下手，但我从一双双手里感觉到彼此对过去的怀念。
11月底，我回到上海收拾行李，这时队员已经放假了，江湾基地空无一人。
我走进楼里，楼道上空荡荡的，惊起一阵阵脚步的回音。我站在走廊里，我的心难以平静，队员们一个个在我眼前晃动着，耳边响起了“起床啦”、“集合啦”的喊声。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当我关上门时，初冬的上海已经刮起了北风。训练场上扬起了漫天尘土。这就是我工作了三年，尝遍酸甜苦辣的地方。
天灰蒙蒙的，云也很低，好像压在我心头。再见了，江湾！再见了，上海！我深情地与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道别。
第五章　松日是一道坎
1。潘苏通悄悄到上海
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非常有趣。很偶然的一件小事，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96年10月6日申花队在上海主场迎战松日队。10月3日，我忽然接到了利彪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利彪是广州《足球》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还挺熟的。
那时他已经离开足球报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但我还不知道。
我便问，你今天想采访些什么？他在电话里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足球》报了。那你在哪里？他回答说已经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
我听了也没有在意。随口问了声：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松日队明天到上海。你有时间吗？见个面好不好？
我听了比较警觉，由于是比赛的对手，松日队又濒临降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