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53章

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
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莫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
谈完后，我当天就返回广州。在飞机上，心情开始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后来有人指责我回上海搬救兵，有幕后交易，但我很坦然，大家都凭本事比赛，这符合足球的精神，在这种微妙的时候，号召不打假球反倒让人觉得很丢人现眼，你说这怪不怪。回到广州后，我把我在上海的谈话向广州市领导、市体委领导作了汇报。广州市领导听了很高兴，说根宝做了上海的工作，我们是不是也通过广东省体委和深圳市体委，也把平安的工作做好？我们可以告诉平安说，如果你们赢了，我们也给予重奖，希望最后一场不要打假球，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兄弟队，认真去打。
从我心里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上海。尽管深圳平安是广东的队，广东的队应该拉自己兄弟一把，但我感觉上仍然认为上海更可靠。结果也正如我所料，平安队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很轻松地输给了沈阳海狮队。沈阳海狮队就此晋级甲A。我们的最后一轮比赛，是在主场韶关体育场对已经降级的天津队。我在准备会上说：“大家要超脱，不要患得患失。打仗要死人，而足球比赛死不了人。失败了，没有关系，大不了我不当教练。超脱决不是逃脱。最后一场大家都豁出去了！”
在去体育场的路上，尽管我相信这一场我们能够拿下来，但我更清楚我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豫园队手里的。汽车在半路碰上松日惧乐部的3个女同志，我让车停下来请她们上，但她们怎么也不肯，还开玩笑地说女的上来你就不怕倒运？那时报上正好刊登大连金州一家宾馆的女经理状告足球报一记者，说他在文章中散布女性在某种场合出现会给球队带来霉运。她们为了“避邪”，不愿意上。我说这可是你们自己不愿意上的，到时候可别说我不让你们上啊。
10。“谢天谢地谢人”
比赛开始后，我们上半时就以3比0领先，稳拿3分是没有问题了。中场休息时，我接到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球迷从深圳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上半时深圳1比2输海狮”。我知道，那边已经靠不住了。但我没有告诉队员。一会儿，一位记者接到了上海打来的手机，告诉我说上海的比分0比0，河南建业队和豫园队都没有进球。
16点18分，我们与天津万科队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我们拿了3分。上海的比赛还没有完，体育场的所有球迷没有一个离场，他们都静静地站在看台上等待消息。我走到了场内，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判。这时，记者和球迷把我团团围住，伸在我面前的话筒有近10个。
“还有3分钟”，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告诉我。她拿着电话问我，“此时你怎么想？”我能想什么呢？我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凝固了，激动、期盼、恐惧许许多多含糊不清的感觉紧紧地揪住我的心，让我几乎快窒息了。我便说你别急，等上海比赛结果出来后再说。
这时体育场内的情形，至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看台上的广播员直接与上海方面通电话，每半分钟报一下：“现在是0比0”、“现在还是0比0”，“现在仍是0比0”……每报一次，观众席上便是一声欢呼。
这3分钟过得非常慢，仿佛是一生的等待。突然，我的大脑像触电一样，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90年带国奥队去泰国时，有一次朋友让我去抽签，结果我抽了个“上上签”，有人还给了我四句话，说我是“小船过滩，道路艰难，程前有路，贵人相助”。“贵人相助”，对，今天一定会有贵人相助，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女记者不断地问我，徐指导，比赛还没有结束，你现在怎么想？
由于有了突然而来的“精神支柱”，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听天由命吧。尽管我已经感觉到这次冲甲A没有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表情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即使我冲上了甲A，还是靠人家帮忙的！
大家耐心等待。就像是等待火箭发射点火一样。“5、4、3、2、1”，忽然，女记者尖叫了起来，几乎同时，球场的广播也响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上海的比赛结束了，0比0，豫园队与河南建业队打平！主席台和看台上所有的人都跳起来了，我的周围也一片欢腾，欢庆的人群中将我紧紧地包围了。记者们伸过话筒问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突然来了灵感，一宇一顿说了6个字：“谢天谢地谢人。”
球迷纷纷围了上来，许多双手伸过来，拉着我的衣服，有的递上本子要我签名。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名状，不得不跑步冲出人群，向休息室奔去。
休息室里非常安静。队员们都静静地坐着，没有升人甲A的狂喜，就像经过了一场练习比赛，毫无感觉。高洪波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更是有点苦涩。他本来认为，松日队冲甲A是没有问题的，想不到最后还是要靠别人帮忙……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站在休息室里看着大家，没有出声。外面球迷的欢呼声不断传了进来，与屋内的情景形成相当大的反差。我们都呆呆地沉默了很久，直到有人来叫我去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位球员悄悄地对一个记者说：“徐教练的命真硬啊。”
我活着从地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很多祝贺的电话，其中还有我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高丰文。（本章全）
第六章　大连的天气，是冷了些
1。王健林请我去万达
经历了那“最长的3分钟”，经历了那尴尬的“谢天谢地谢人”，我虽然带领松日冲上了甲A，但结果却不是那么圆满。朋友们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当初不是两副担子一肩挑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靠人家帮忙那么狼狈的“下场”了。
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我也确确实实地感到，要把两样都管好，也太累了。我与松日俱乐部的合同是两年，在冲上甲A后我对潘苏通说，第二年我不干主教练，但我可以留在俱乐部，并把班子组好。潘苏通说，如果你真的不当主教练的话，那我请外国教练了。我说，如果我留在队里，你最好是用中国教练，包括培养一些年轻教练，如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而且在这期间，广州市体委也在考虑请周穗安、陈熙荣，李应发、商端华也打电话毛遂自荐。
潘苏通开始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你留在队里，就由商瑞华、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搞队。”我把这些也向市体委区书记、辛主任等作了汇报。在这期间，这个教练班子实际上已经工作了近两周，还从李勇带的二队那里调了一批年轻队员。这两个星期训练和管理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不当主教练，潘苏通和市体委领导总有点不放心。他们还是想把维尔纳请回来。
德国人维尔纳1996年曾经执教过松日队，因为成绩不理想，没打完一半就把他辞了。但是潘苏通对维尔纳的印象却非常好。他一直认为，当时松日队的成绩不好，并不都是主教练的问题。维尔纳离开松日队，与潘苏通一直有联系。
我曾经与两个外国教练合作过，一个是施拉普那，一个是鲁迪。经过两次与外国教练合作的经历后，我感觉是，我这个人很难与外国教练进行长期合作。尽管与施拉普那的短暂合作是满意的，但长期合作是不行的，因而我还是离开了他。我离开申花，也是因为我不愿意干扰外国教练。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我与潘苏通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请外教，我是一定要走的。
后来，潘苏通和市体委都认为这个班子的组合不合适，还是决定请外教。这样，我就萌生了去意。
也就在这期间，我清楚记得是12月28日的上午，我忽然接到大连万达集团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