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第2章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吃!”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
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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