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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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K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坚硬如铁。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 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春秋》责备贤者
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果然发生强大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他,俗不云乎:“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谁谁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间。盖人性是较弱的,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
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你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住。阁下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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