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第217章

骨。尤其涉及到恭亲王的头上，他更不敢参言了。别看他不明着说，可一个劲儿地敲边鼓：“奴才就是奴才，对国家大事不能过问。奴才只知道，咱们大清的政权，都操在六爷手里。”“你听谁说的？”慈禧盯着李莲英问。“请太后恕罪，这话可不是一两个人说的，奴才在下边的时候，耳朵里都灌满了。”西太后可动心了，又问：“你相信吗？”“这个……奴才又信又不信。就拿今儿个这件事来说吧，太后要让吴棠做川督，恭亲王就是不答应。这能说大权不操在恭亲王手里吗？要说不信呢，太后是一朝的国母，万岁爷的亲娘，又是垂帘听政的当家人，怎么能说了不算呢？所以，奴才就糊涂了。”
好厉害的李莲英，他说的这番活，无异于火上泼油。本来慈禧就对恭亲王不满，经他这么一说，慈禧的火更大了。心里说：奕呀奕，要不是我提拔你，你焉有今日？看来，你是成心跟我找别扭。这次要让了你，还有下次。长此下去，大权不就被你垄断了吗，不，不行！先下手为强，看我来拾缀你！想到这里，提笔在手，拟了一道谕旨，说恭亲王在召对之时，有失臣礼，顶碰慈驾，不适合在军机上行走。将恭亲王逐出军机，削掉议政王的职务。懿旨传下，京城大哗。
第九十七回　闻警报天津骚乱　激民愤捉拿拐子
自古民教两相仇，
欺人太甚怎甘休？
哪里压迫哪反抗，
中华民族不低头。
慈禧太后盛怒之下，将恭亲王罢黜。九城大哗，引起很大波动。不少人上本，要求太后收回成命。就连慈安太后和小皇帝，也替恭亲王不平。最后讲来讲去，终于准许恭亲王照旧为军机领袖。但是，不能恢复议政王的职务。并且，依西太后的意思，命吴棠为四川总督。恭亲王暗气暗憋，只好让了一步。从此，恭亲王和慈禧明和暗不和，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同治九年六月，军机处突然接到天津发来的奏报。奏报上说，天津百姓和教民不睦，多次发生械斗。百姓以找丢失的孩子为借口，闯进望海楼天主教堂，打死贞女十名，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和秘书西蒙，又杀死英、美、俄、德商民二十人，还放火烧了所有的教堂。英、美、俄、法、德、意、荷七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所有的外国军舰，齐集到白河口。法国海军提督声言，要把天津化为焦上。奏报上还说，目前形势极为严重，要求朝廷火速派人解决等语。
恭亲王吓得颜色更变，急忙跑进内宫，向两太后启奏。慈禧闻听，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经过商量，决定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天津调查处理此事。曾国藩接旨后，立刻从省城保定动身，六月十三日来到天津。不到一个月，把这次事件的始末查清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听说书人详细交代一番——
说起教案，由来已久。我国有天主教，是从明朝开始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远涉重洋，到中国来传教。他先说服了明大学士徐光启，经徐的引见。谒见了天启皇帝后，入翰林院任职。
清兵进关后，清世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也笃信天主教，对汤若望倍加重用，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之职。从这以后，天主教就风行起来。到了雍正的时候，情况又变了。雍正对天主教很反感，说它只崇上帝忘了祖，纯属邪教。雍正三年颁旨，不准臣民加入邪教，违者严惩。他还下令，把传教士赶到澳门，不准他们乱窜，否则，以奸细论处。此后，在乾隆、嘉庆以及道光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天主教在中国几乎绝迹了。
道光十九年的鸦片战争，清政府打了败仗，和英国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割让香港。法国也乘机要挟。清政府无奈，于道光二十四年，在黄浦口的一条法国兵船上，和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三十五条，清政府允许法国在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五个口岸传教，并建立天主教堂，还撤消了雍正三年的禁令。不过，清政府强调，教会可以传教，但不准诱骗妇女、拐骗儿童，更不准出现诓骗病人、剖心挖眼等事件。其实，诱骗妇女、儿童是有的，剖心、挖眼的事并不存在。由于西洋人医学发达，动手术用刀剪，中国人误以为是剖心挖眼。以讹传讹，越传越玄，连清政府也坚信不疑了。
《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信奉天主教的人又多起来了。入教的人称为教民，受天主教和治外法权的保护，比一般百姓吃香得多。中国老百姓大多信奉佛、道、儒三教，对天主教非常反感，骂教民是无君无父、忘了祖宗的乱臣贼子，恨不能得而诛之。而入教的人多半都是上豪劣绅，市侩流氓。他们经常依靠教会的势力，欺压百姓，霸人田产，横行乡里，以势欺人。一旦引起纠纷，告到官府时，教民总是占上风。因此，百姓和教民的关系愈发紧张，之后竟发生械斗。百姓气愤不过，就把教堂烧了。类似这种事件，不断发生，当官的就怕“教案”。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又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条约中规定，准许大清国臣民自由信教，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租买土地，起造教堂。这样一来，“教案”就更多了。
按下别的地方不说，单表天津。当时是外商洋人集散之地，英、法、美、俄、意、德、荷七国，都在这里经商和传教。清政府怕引起外衅，特别在天津设了一个“办理三口通商衙门”，长官由户部侍郎崇厚担任。崇厚，字地山，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中举出身。咸丰十年底，以户部侍郎出任三口通商大臣。哪三口？天津、登州（烟台）、牛庄。崇厚任职后，提心吊胆，对洋人唯命是从，对教民也关怀备至。因此，引起天津百姓的愤慨。都骂他是“崇乌龟”，“带犊子”。
自从天津被列为通商口岸以来，洋教大兴。教会利用势力，强占老百姓的耕田和住宅，逼得很多人家败人亡，流离失所，状告教民和洋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崇厚假做不知，连理也不理，这样，更激起了民愤。
不但如此，天津还经常发生丢小孩儿的事情。有人说被拐子骗走了，有人说被教堂偷去了，也有人说被洋人弄去大卸八块了。偏巧，法国育婴堂死了一批儿童，埋在海河东岸的树林里，被野狗刨开，掏心扒肝，啃得血肉模糊。不明真相的人，就扬言说是教会干的。这下，老百姓更信以为真了。一年多来，还有不少丢孩子的人家，纷纷越级上告。
曾国藩也曾收到不少状子，作为封疆大吏，不容他忽视此事。曾国藩下令，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查处。崇厚害怕，又推给天津知府张光藻。张光藻不敢插手，又往下推。推来推去，推到天津知县刘杰身上。
刘杰是山东历城县人，为人耿直，忠于职守。别看他官不大，对处理案件很认真。他是进士出身，儒家信徒，对洋人和洋教深恶痛绝，常为国家饱受外人欺凌而愤慨。怎奈官小职微，孤掌难鸣，唯有叹息罢了。不过，他也有一个宗旨：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决不允许洋人和教民欺压百姓，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做个两袖清风、明镜高悬的父母官。因此，颇受百姓称赞，有人叫他“刘青天”。
闲言少叙，刘杰把案子接手后，看了状纸，又把原告传到县衙，详细了解了情况。原告共三十一人，大多是平民百姓。有的把男孩儿丢了，有的把女儿丢了。大的九岁，小的四岁。从时间上看，都是当年出的事。刘杰让家长们讲述了孩子的相貌特征和衣着打扮，一一详记入册。接着，把两个捕快班头张洪、赵亮叫到眼前，当面交待了一番，限他俩十天内把拐子拿获。
张洪、赵亮都是天津人，当捕快已有十年，手头很有功夫。即便五六个小伙儿，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带着一群差役，穿街过巷，进戏园子，进茶楼，走遍了天津的五方杂地，还暗查了很多无业游民。结果，一无所获。刘青天大怒，把他俩痛骂一顿，又给了十天期限。结果，仍没有结果。刘青天气急了，每人“赏”了他们二十大棍，并警告说：“再给你们十天时间。到时候再破不了此案，我就打断你们的狗腿！”张洪，赵亮回到班里，往床上一趴，脸对脸哭了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县衙前鼓响，有人哭叫着喊冤。刘杰马上升堂，张洪、赵亮也忍痛站班伺候。喊冤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自称叫刘化一，家住天津郊区大城堡，靠教书为生。他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