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60章


又来了个《及其广大草》,又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出自《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个秀才在卷上写诗讽刺道:”广大何容一物胶,满肠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色变草包。“但鲍政依然我行我素,调任湖北时又出一个《下袭水》,取自《中庸》:”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秀才们又是大怒,有人写诗骂他:”真成一片白茫茫,无土水于何中藏,侮圣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鲍政批阅考卷,见此诗,心中气极,又想自己实在出题太怪,也只得忍气吞声。
康有为颇自负,曾说:“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谏逐客书》为第一,贾谊《过秦论》第二,其次则司马相如、刘向、刘歆、谷永、扬雄、匡衡诸家敦厚典雅,皆含经义。”而其讲文往往出乎本题之外,如讲韩文公《马说》,首言:“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劝德宗辟新疆全省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为扩充骑兵之用。日本岛国不足虑。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余愿辅德宗为成吉思汗也。”至下课,则文公《马说》一字未谈。
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有为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县身份晋见湖广总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见。行礼后,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后,裕泰对其他官员说,你们看见李瀚章了吗?此人架子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亚于我。李果然做到总督,外号李大架子。中国官僚相度人才,匪夷所思,慧眼独具。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记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经向冯桂芬提过娶妻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当新妇过门后,他立即发现,此妇“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一连几顿吵闹过后,不由得使郭嵩焘大喊倒霉,埋怨“冯景老(冯桂芬号景亭)误我”。
1897年4月,熊希龄与蒋德钧一道,专程赶往湖北,面见张之洞,请准湖南省内河通航。蒋申述来意后,张谈湖南情况特殊,不得援苏、浙、赣行轮之例,要慎重行事,从长计议,宜缓不宜速。熊希龄忍不住反问:湖南人不能办轮船的特殊性在哪里?眼看外国商轮可直抵湖南内河,而不准本国人置轮开航,怎样向国人解释这种慎重?张之洞答不出话,悖然变色,即端茶送客,由于激动,茶碗盖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场礼仪,气焰才有收敛。
清末大臣刚毅极受重用,而此人不学无术,错别字脱口而出,其低能闻名遐迩,推荐人才时竟说该人和黄天霸的水平相当,此外白字迭出:民不聊生之“聊”念成“邪”,把禹称作王,皋陶的“皋”读作“臬”字。当时流行七律一首,讽刺其低能,诗曰:“帝降为王禹舜惊,臬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黄金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张继是同盟会员中的一个好打手,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常由张一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说话的人拉下台来。国民党老人说,张继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孙中山说,袁世凯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议长,就有资格容易见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中山先生见其志可嘉,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做了参议院议长。
王氏侍佣周妈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宫,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他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民国时期,政客徐光弼与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将赛金花介绍给后者,魏倒也凑趣,说:“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他与赛金花十分投缘,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劝魏,好端端的别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属于我,有何不可?!”
田桐为人偏激。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后,他认为同梁启超的争论是“无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党人的“价值”,是“耻辱”,提出应以暴力手段对付之,“力不足以诛梁启超者,任之可耳”。到宋教仁要实现“政党内阁”,提议取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组为国民党时,他力加反对,“拍案痛骂”,使会议无法进行。后见孙黄同意,才不再坚持,而变为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勇士。在国会里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议员,发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称为“田三句”。在竞选活动中,他为拉选票到处奔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手枪相威逼。
民国初,民国政府与逊位大清帝国之间往来较多,遗老们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一次,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给老友问怔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人围在中心。孙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代理总理,继而奉命组阁。他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亲自到会宣布“政见”,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好比“开菜单作生日”,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柄。至于“政见”,一句话也没说。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阁流产。
民国期间,曹锟唆使张绍曾以内阁全体总辞职、军人索薪等手段驱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将总统大印秘藏。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上火车索要总统印信。黎问:“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想想。”
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曹锟当上了总统,却因内外交困不能施展其总统的威风。他对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着老命要来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为奇,到黄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呢?”太炎说:“到北京找刘申叔(师培)吧!”他答:“暂时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说:“浙江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说:“那么怎么办呢?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才认真地磕了一头,算是拜了师。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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