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72章

三、最近几年，在一些第一流的防务专家中，关于核武器军事作用的观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当然不是大多数——阐述了与我相似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看看古巴导弹危机。今天，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苏联、古巴和美国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的行动已将三国置于战争的边缘。但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而且直至今天也没有广泛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已濒临一场核灾难的边缘，而三个卷入的国家中却无一曾企图制造这样的风险。
当苏联一九六二年夏秋之际向古巴运送核导弹与核炸弹时，危机就开始了，苏联的行动是秘密的，显然企图掩人耳目。导弹与炸弹以美国东海岸的沿海城市为目标。一架U—2型侦察机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拍下了部署核弹的照片，这些照片被送交约翰·F·肯尼迪总统。总统和他的安全顾问们意识到，苏联的行动已构成对西方的威胁，因此，约翰·F·肯尼迪总统发布命令，在海上对古巴进行封锁。封锁行动将于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开始实行。同时准备了空中打击和两栖登陆行动。根据这项紧急行动计划，第一天将出动一千零八十架次战斗机进行空中攻击，并且，一个总数为十八万人的登陆部队也已被集结在美国东北部港口。
在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和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危机达到了顶峰，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没有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公开宣布他们已经运回了导弹，那么，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约翰·F·肯尼迪的大部分军职和文职顾问将建议实施打击。
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引起了危机，以及怎样在将来避免同样的情况，苏联、古巴和美国参与有关决策的高级官员们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里，举行了五次会议来进行会谈。一九九二年一月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持，在古巴的哈瓦那举行了最后一轮会谈。一九八九年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轮会谈的结论清楚地表明：所有三个国家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决定，都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导入歧途。
我将只列出其中四个例子以资说明：一、一九六二年苏联导弹被运进古巴之前，苏联和古巴相信美国企图入侵这个岛国，以便推翻卡斯特罗，颠覆他的政府。而当时我们并没有此种打算。
二、美国相信，苏联将永远不会在苏联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们却的确这样做了。在奥斯科，我们了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虽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武器，但苏联的核导弹的确已运进古巴，并准备瞄准美国的城市。
三、苏联相信，它们可以将核武器运进古巴而不被发觉。即使美国人发现它们已经存在，也不会做出反应。然而，他们再次错了。
四、最后，一些人准备说服约翰·F·肯尼迪总统用美国的空中打击摧毁核导弹，并继之以两栖登陆入侵古巴。可以肯定，这些人错误地相信，苏联将不会进行军事反击。当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只有一只一万人的苏联部队，而在莫斯科会谈时，与会者了解到，当时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名苏联士兵驻在台巴，并且，古巴本身还拥有二十七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这两支部队，用他们指挥官的话来讲，是决心“誓死战斗的”。古巴官员曾估计他们会遭受十万人的伤亡。苏联方面，包括长期任外交部长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和前任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国会认为，在面对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失败时，苏联会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军事反应。以上结果非常可能导致无法控制和不断升级的局面。
在莫斯科会议将要结束时，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从讨论中可以吸取两个主要的教训：一、在这个高技术武器时代，危机的处理必然是危险的、困难的和无法确定的。二、由于错误的情报、错误的判断和某种我刚才列举的错误的考虑，对超级大国之间军事行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把握的预测。因此，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于避免危机的发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机期间，我们一些人——特别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我——相信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莫斯科会议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在哈瓦那期间，我们了解到，我们双方——肯定还有其它国家——都严重地低估了这种危险。前华约总参谋长阿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苏联部队不仅拥有中程导弹，还拥有核炸弹和战术核弹头。战术核弹头是用来对抗美国入侵部队的。当时，正如我提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弹头。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们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俄国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在危机的高峰时期，驻古巴的苏联部队拥有总数达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弹头，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战术核弹头。此外，曾有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机爆发后不久——核弹头被移出储备库运往离发射装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反击美国的入侵。
第二天，苏联国防部长马林科夫斯基接到苏联驻古巴部队司令伊萨·普利叶夫将军的一份电报，向他通报了这一行动。马林科夫斯基将电报送交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交还电报时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显然，当时存在极大的危险。
面对美国的攻击——正如我说的，美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很多人都准备向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出这种建议——苏联在古巴的军队极有可能选择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弃它。我们无需推测在那个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到它的结果。
虽然美国入侵部队不会配备战术核弹头——总统和我明确禁止那样做——但也没有人会相信，一旦美国部队受到核武器的攻击，美国会控制自己不进行核反击。那么，这一切又如何结束呢？在这种十足的灾难中，我们不仅会在古巴付出空前的伤亡代价，这个岛国也将会被毁掉，同时，还极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现核战争的危险。
我所希望强调的关键是：人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我们都会犯错误。在我们的一生中，错误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也应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常规战争会付出牺牲，有时是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但如果错误是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那将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灭绝。因此，如果将人类易犯错误的天性与核武器结合在一起，那无疑将是对空前性灾难出现的极大推动。
继续接受这种冒险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吗？回答是“没有”。
卡尔·凯森、乔治·W·拉思詹斯和我曾对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战后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预期报复的情况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说，或者攻击一个无核国家，或者攻击一个虽拥有核武器，但兵力极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确信，他们可在一次打击下即使对手彻底解除武装”。我们补充说，“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为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虽然，美国部队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两次处于十分险恶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鲜双方的冲突发生之后，第二次是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核武器。当时，中国和北朝鲜并无核能力，苏联只有一颗微不足道的核弹。”我们的论证导出下面的结论：在阻止敌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军事使用，只会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敌人没有核武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拥有它们的必要。
一方面由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核危机时期我们与灾难已多么的接近，另一方面，还由于人们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出现于最近三年之间。
许多美国的军事领袖——包括两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和一位现役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核武器的认识已远远超出布什—叶利钦协议的范围；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宣称，如同我所阐述过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到无核的世界中去。
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张。大多数西方安全专家——包括军队和文职官员，继续相信，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防止战争。卡特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