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34章

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藉、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黑七类”，社会上有“禁止黑七类串连的，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折……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在工厂，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农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财会、行政、保管等各项工作，也不能外调……”文章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用《出身论》来抨击“血统论”，对于那些生下来就低着头的狗崽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他们在一望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见了一丛绿树、一口清水井，他们多么欣喜！然而心里头也隐隐有一丝担忧，担忧暴虐的烈日会毁掉那丛绿树、那口清水井。
《出身论》的文章出现后，人们争相传抄，纷纷议论，影响迅速波及开来。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作者本人。
遇罗克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入陋室就坐。遇罗克说，他开始《出身论》方面的思考，源于他的出身和个人不平静的经历，也源于他对各个学科知识的不断汲取。他之所以取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是因为他不喜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而启用这个名称，是希望能启发全国亿万个家庭，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一番交谈，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遇罗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几分。经过商议，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
短暂的筹备和忙碌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登出，首期3
份被一抢而空。有一次，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亿收了摊，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买报的人群。
和传播谭力夫的讲话一样，《出身论》迅速向全国范围内幅射，引起了一阵阵强烈的反响。
在此期间，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来访或索报。50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来访的人群中，那一张张焦灼痛苦的脸，使遇罗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断出击，先后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胆敢如此大胆的公开挑战，感到怒不可遏。经常有人叫阵，点名要同遇罗克辩论。每每有“血统论”观点的大群人，围着遇罗克辩论，进行口舌围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罗克雄辩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论》观点的另一派群众解围。
在辩论台上，遇罗克像是真理的卫士，词锋犀利，言辞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有时候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甚至不屑于同谭力夫之流辩论。因为辩论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过程。这样的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说明他们不是个混蛋而已。”有时候，他又会异常严肃，脸色铁青地论证道：“‘鬼见愁’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处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遇罗克还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场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考验。
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出身论》的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泽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
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
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