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56章

“过了不长时间，大概是9月底，女儿从美国回来，我就把这一万美金给了女儿。她带到美国去了。”
周某（男，48岁，原广东开平某建安集团董事长、总裁）的交待也印证了李纪周夫妇收受1万美元的事实。周某交待：
“1996年6月份的时候，想在北京买一块地做房地产项目，我请李纪周的妻子帮忙，李夫人帮我联系了一块地。看完地，我们一起到我的住处，在那里说起她要去美国看她女儿，我就说我下次我来带点美金给你，她说，谢谢了。
“……7、8月份，我到北京后打电话给李夫人，约她和李纪周一起出来吃饭。她说李纪周身体不好，不能出来吃饭。我就说那我到她家去，我要了她家的电话和住址。然后大概是晚上八点多钟我坐出租车去她家里，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李纪周夫妇才回来，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我进她家时，是李夫人一个人在客厅接待我，我坐了五分钟左右，就走了，走的时候我把装有一万美元的信封放在她家吃饭的饭桌上，说：‘这美金给你’。她也没怎么说，就送我到电梯口。
“因为李纪周是公安部部长助理，我以后可能还有很多事要求他办，想先打好基础，以后办事方便。另外，有几件事我托李纪周办，虽没办成，我还是感谢他。一是刚才说的在北京找块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事；二是1996年6月份，我到北京后打电话给李纪周，请他帮忙在公安系统推销激光瞄准器。打电话的第二天，李纪周就带了公安部装备局的人过来跟我谈这事，不过，最后因为价格太高没谈成。”
三下广东，动员证人出庭作证
李纪周受贿300万港币和为庇护新英豪走私而干预深圳、广州公安机关缉私的最重要的证人、亦即举报人郑某，由于屡遭梁耀华以及告而未倒的当地实权人物的围追堵截（其弟遭绑架、汽车遭抢劫、住宅附近时有陌生人出没，甚至几次遭遇追杀），心存顾虑，居无定所。侦查阶段郑某的证言和提供的其他证据距起诉要求还差不少，需要补证；专案组决定，如有可能，还应动员其出庭作证。
肩负重任，朱兰、陈速在2000年9月5日南下广州。在本已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只收到郑某电话一句“出于安全考虑，不能接受询问。我只相信中纪委”就失去联系。二人立即报告方工。方工经与许海峰、刘漳南、叶上诗研究，立即请示高检院。高检院立即请求中纪委帮助。多方工作、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接触到举报人，补充、完善了李纪周受贿及干预下级机关依法查处新英豪公司走私的关键情节。短暂的接触中，来自北京的检察官赢得了举报人信任，她表示开庭审判时愿去北京出庭作证。
11月10日，朱兰、陈速再赴广州，为证人出庭做准备工作。
11月14日，朱兰、陈速赴珠海完善证据。
补充取证工作，专案组还做了许多……
1600字的起诉书，写了11稿，改了400多处
眼前是一摞作废的起诉书稿，是李纪周案的起诉书原稿。仔细数了数，不过1600字的起诉书，共改了11稿，其中7稿可以说改得是一塌糊涂。粗略算算，累计修改不下三四百处；看着方工那并不算好看却很认真的字迹、圈圈点点的修改符号，对比着修改前后段落、句子和字词的结构、顺序甚至语气，细细揣摩，不由得不叹服于方工的耐心、细致、严格和高明。看着这摞稿纸，脑中不禁浮现出夜深人静时，方工独自坐在办公室，对着打印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起诉书稿，时而挥笔果断增删，时而冥思苦想……直至改得面目全非。叹服方工的同时，心里不免产生一连串疑问：如果初稿真是方工起草、每次修改前的稿也出自方工之手，何至于修改的地方如此之多、修改前后相差如此之大？会不会某个环节由他人代笔？笔者就此事从侧面谨慎地问过方工，怕问得太直接的话他会回避，因为大家都知道方工对下属严格要求的同时，很爱护他们，怎么可能对外人讲下属的短处呢。
“初稿真是我起草的。每次修改前的稿也出自我手。你看，这些修改笔迹也都是我的。”
“怎么会这样？”
“确实是这样，初稿写成后，我给专案组同志们念，请大家提意见，我再根据大家意见修改，修改后还要向叶检、市院和高检领导同志汇报，听领导的指示。这样反复了许多次。其间也包含着高检领导、许海峰检察长、刘漳南副检察长、叶上诗检察长等同志的指导意见。……修改次数多，有认识的原因，有文字表述的原因，还有案情变化、案件进展的原因……修改后的精彩处大多是大家正确意见的反映……公诉词、答辩提纲的起草过程差不多也是这样。整个案子的办理也可以说是这样，亮点是大家智能的结晶：姑且不说忠华、朱兰这些老同志了；就是陈速和书记员大东，也都提出了好多很有见地的看法……个人在其中只起一小部分作用，很有限。”说到这里，方工有点不好意思：“别再说改得好了，要修改那么多，也是因为我的原稿没写好。”
这么一谦虚，他自己反而一点儿成绩都没了。还是来简单看看这些被遗忘的起诉稿吧：
最初的两稿，是把指控李纪周与李莎娜共同收受梁耀华贿赂为梁耀华谋取非法利益列为第一项，将李纪周收受赖昌星贿赂为其谋取非法利益列为第二项。
第3稿以后将上述二者互换，原因：赖昌星行贿数额大、次数多，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在国内、国际影响大。考虑到开庭的社会效果。
第4稿后减少一项指控：收受海南省边防总队原副队长黄某之妻高某给予的2万美元，原因是，经反复查证，仍觉证据不够充分。
第10稿中有“被告人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揭发他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有的已查证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系属重大立功”。
经进一步核实李纪周所提供线索的查证情况，发现：1有的线索在李纪周提供之前，已由他人揭发出来；有的案件尚未侦查终结，犯罪嫌疑人不供认，主要证人在逃，又无其他旁证；还有的揭发内容属于违纪——“查证属实”不够准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案件没有侦查终结，还无法衡量被告人刑期，过早认定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不够准确。而采用客观表述，通过法庭审理最终认定更为合适。
因而第11稿将此修改为“李纪周在侦查期间提供了有关案件的线索，使有的案件得以侦破。”
小的修改随手摘出几处，从中可见一斑：
1“被告人李纪周于1993年与香港远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另案处理）相识后多次来往，李纪周利用职权收受赖昌星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19万余元并为其谋取利益：……”——摘自第10稿。
后来方工提出：1句子太长，宣读时语气可能急促，节奏感差，听起来费劲儿，影响开庭效果；2yu音本来就不响亮，第一个分句紧接着两个yu音（“于”和“与”），去掉“于”既不影响文意，又显得简洁；3将“利用职权”由“收受”前移至“为其谋取利益”前，能更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4“多次交往”在第一个分句中意义不大，适当后移，可突出受贿是在“多次交往”中发生的。将其修改为：
“被告人李纪周1993年与香港远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另案处理）相识，后李纪周在与其多次来往中，收受赖昌星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19万余元，并利用职权为其谋取利益：……”
2“李纪周……在该公司涉嫌走私汽车的粤海333号、粤海335号、英豪1号等货船（其中三次涉案车辆总价值人民币3399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扣之后，无视下级公安机关……”——摘自第9稿。
后来方工提出：这句话容易产生歧义，让人误认为查扣的仅是货船，而查扣时走私的汽车是否在船上并不明确。将其修改为：
“李纪周……在该公司利用粤海333号、粤海335号、英豪1号等货船涉嫌走私汽车（其中三次涉案车辆总价值人民币3399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扣之后，无视下级公安机关……”
3“1997年上半年，李纪周在北京王府饭店附近收受赖昌星给予的港币3万元（折合人民币32万余元）。”——摘自第8稿。
后来方工将其改为：
“1997年上半年，李纪周到北京王府饭店看望赖昌星后，收受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