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2章

忽必烈或许没有想到，他所确定的中轴线，在八百年中再未改变。仿佛一只沉甸甸的镇纸，压在漂泊的地图上。然而，当一座帝王之城日渐清晰地显露形骸的时候，中心台却悄然消失。如同一个魔术师，在“变”出一系列新奇的事物之后，悄无声息地，收回他的道具。
明代以后，中轴线没有再度漂移，只是城市中心点悄然向南滑动，固定在景山这个位置上。
景山原名“万岁山”，用挖掘护城河和南海的泥土堆筑而成。古代风水学要求宫殿“背山面水”。而都城北面，只有琼华岛上有座土山，这也是有学者误认为元大都中轴线穿过琼华岛的原因之一。但是，让中轴线被水域割断，显然并非理想的设计。用河泥筑山，这项聪明的方案，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土方堆积的难题，而且符合了古代建筑的山水形制，成为新都城设计施工中的不二之选。于是，景山，就成了宫城背后的靠山，而它面临的水，是同样由人工开掘的金水河。还有一个问题是，都城的中心点为什么出现在现在这个地方？原来万岁山中峰，恰好居于元代宫城最重要的宫殿——延春阁的位置。于是，万岁山的另一层意义便显露出来——用于压制前朝的“风水”，让它永无翻转的机会。所以万岁山也叫“镇山”，而“景山”一名的使用，则是从清代开始。也许我们能够借助想象复原明代中轴线上宏伟的景观。自南向北，分别是：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北上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殿、地安门、鼓楼、钟楼。它们从永乐、嘉靖时代起，就占据着都城的轴心位置。中轴线是一条抽象的线索，但它因这些建筑而有了具体的形迹，甚至随建筑高度的起伏而具有了跳动的乐感。
清朝时，一位外国公使抵京，要面见皇上，但又拒绝下跪。礼部官员于是“别有用心”地安排他从正阳门进城。这显然是一次不平等的对话，一方是渺小的个人，另一方是规模宏大的东方建筑群落。他走过大清门、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门金色的重檐、深红的城楼、洁白的阶石栏杆、石狮华表，以深远的蓝天为背景，如同梦境里的布景，令他倾倒。走过端门，凹字型的午门，充满东方王朝的神秘力量；而午门后的太和殿广场，却又豁然开朗，节奏变得舒缓，有内金水河弯曲流过，如天国般宁静深远。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不仅因为宫殿道路的巨大尺度令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更是被中轴线上透露出的王气所征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解开出土石鼠和石马的谜团。天干地支中，子为鼠，午为马。这两只分别被埋藏的石雕，暗示着中轴线实际上是城市的子午线。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以此为对称。即使大地上的景物不断被时间篡改，这两只被埋藏的石兽也将恒久述说曾经存在的真相。
如今，北京市政府做出恢复永定门城楼的决定，从而使这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的完整性得以复原。此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设计方案在招标中，中轴线的长度，正随时间一起延伸。
格局：方形城池
这是一张明代的凤阳城地图。
这是一张明北京地图。
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这两张古老的地图，布局上居然惊人的相似。
凤阳是一座明代都城，但比起西安、洛阳、南京、杭州这些古城，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座从前的繁华都城如今显得空疏寂寞。但是，北京的史学和都城学家们，却时常到这里研究、考察。显然，凤阳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什么吸引了专家们的脚步？那些倾颓的城廓和被野草遮蔽的小径，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时间的流向永远向前。对于古代建筑上残留的历史记忆，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一个古王朝的伟大梦想，早已淡出他们的视线之外。
东土城路、西土城路、北土城路。这些地名对于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谁能想到，这些平直通畅的大路，与八百年前雄关高墙的联系？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北土城路东段辟建元土城遗址公园。仿佛未随时间流逝的只言片语，保留着些许历史的证词。只有细心的人，才能透过残迹中那些雕刻精美的排水孔道，推想这座都城昔日的繁华气派。
明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朱棣到北京巡狩的第三天，“交趾进白象，泰宁侯陈珪率文武百官上表贺”。《太宗实录》记载了这一事件。皇帝打猎和外国进贡白象仅仅是一种表象，而背后的秘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那就是在北京营建都城，为从南京迁都北京做准备。泰宁侯陈珪成为这一计划的秘密实施者，而且与皇帝朱棣保持着单线联系，可以越级请示。
五个半世纪以后，即公元195X年，北京在拆除明代城墙的时候，在西直门一带（？）意外地发现了包裹在城砖里面的元代土垣，从而证明了一个事实：明代城墙是在元代城墙的基础和位置上修建的——至少东西两侧是这样。现在回过头来分析，陈珪的这一方案，很可能包含着两层目的：一是为了保密，即使施工初期就显示出这座城市的规模比起南京要大得多，但在当时却未必有人推测出这一营建的真实目的；二是保证都城的布局，使宫殿的位置刚好出现在中轴线上。
公元19XX年，在崇文门至宣武门一线的另一次考古发掘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在这里深达五米的流沙层中，纵横交错、相互叠压着深达十五层的木料。这些木料，彼此间都用铁扒锔钉牢，组成一个整体，木料间的空隙用沙土填实，上面再起各层夯土夹筑碎砖层。
在地面的景物消失之后，地下的埋藏中无疑充满了岁月的暗示。这些出土器物，为明代南城墙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显然，它们都是城墙的地基。
明朝缩减了居民稀少的北部，从元都北城墙向南收缩约五里。南城墙也随之南移了五里，由今天长安街的位置，平移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于是，拆除了元代的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并在新城墙的位置上重建地基。原来居全城中心的钟鼓楼，偏至城北，成为新中轴线的起点。
如果说此时已退至塞外的蒙元势力对故都的格局还能施加什么影响，那就是蒙古骑兵不断南下骚扰，迫使明世祖朱厚熜采纳大臣建议，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一五六四年），决定在原有的外郭之外，再加筑一圈城墙。于是在南郊，修筑了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因财才不济，南城墙修成后，便匆忙北折，形成了北京“凸”字型轮廓，并把位于中轴线南端的天坛和山川坛纳入外城墙以内。
清代以后，新的政权并未对北京的城市格局进行大的改动，只是规定了“内满外汉”、分区居住的等级制度。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在中轴线上建立了连线。有别于元代以前各个朝代的巨大颠覆，北京城处于继承性发展的稳定阶段。
然而，当笔者如大多数人一样，习惯于从时间的追溯中复原历史的时候，却遗忘了历代都城在空间上的暗示。显然，从茫漠的空间中搜寻历史的脚步将更加艰难。我们从此看到了精研历史的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他们发现了凤阳的奥秘，发现了一个遥远而偏僻，绝少被人提及的废都，在北京建都史上发生的重大作用。所有秘密都从这些发黄的地图上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古代都城，像凤阳这样最大限度地还原着《周礼？考工记》的建城设想，无论宫殿、衙署、千步廊的序次排列，还是左祖右社的位置，都纠正了所有朝代（包括元朝）的“偏差”。《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成稿于西周时期的著作，讲述了用礼制思想营建都城的设想，制定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基本法则。但这一法则在以后的朝代中并未得以准确的实现。
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王城图》被认为是对《周礼？考工记》的图景解析。这个王城图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人把方形认定为都城的理想格式，而不采用其他几何图形？比如圆形，或者三角形？——实际上，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圆形的面积最大。
方形城池的出现也许与古人对大地的认识相同。他们用“天圆地方”来注解天地的形状，所以祭天的坛丘，一律使用圆形，而帝王的居所，要占据城市的中心，也必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