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16章

凡的贡献。
地铁是一种现代化交通工具，早在1953年，北京就开始考虑筹建地下铁路。由于各种原因，直至1965年1月15日，有关部门才向中央正式上报了《修建北京地下铁道的报告》。1965年7月1日中国的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下铁道正式开工，4万多人投入了修建地铁的大会战。1969年9月20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并通车。
目前北京地铁运营总里程只有50多公里，相当于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水平，由于地铁工程庞大复杂，导致建设进程缓慢。按照市政府的规划，轨道交通将成为北京今后几年城市交通发展的重点，2008年前，北京将斥资900亿元人民币新建轨道150公里，地铁八通线、四号线、五号线、城市铁路、机场线、奥林匹克公园内交通线等都要在这期间内建成，使轨道交通运行总里程增加到200多公里。
1994年，中轴线上的X路等共七路公共汽车实行无人售票。1997年6月25日，长安街上开辟北京第一条公交专用道。200X年，地铁从天安门前穿过。从二环到五环，环城立体高速公路改变了传统的棋盘式道路结构。现代化交通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房地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术语：“时距”。
尽管道路如同绳索，结成许多死扣，但古城北京正在逐步解开交通的死结。联合国的城市指标体系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量化依据，关键城市指标共分六个模块，交通为其中重要因素。1995年发表的《北京宣言：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提出，城市交通政策和规划管理的四项标准是经济的可行性、财政的可承受性、社会的可接受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相信日趋完善的北京道路交通系统将把北京送上现代化的快速路。
不是历史镜头的闪回，老人们记忆中的“当当车”，将在南中轴线上重现。从前门至永定门之间，一条长约3公里的有轨电车线路可望在2003年内实现运行。在一切求新的现代化原则下，这无疑是一次逆向的旅程，它提示着这座城市与时间的双重联系——未来，和历史。
【1】　刘心武：《钟鼓楼》，第3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同上。
城际交通
1928年北京的统治者是张作霖。6月4日凌晨5时，沈阳市郊皇姑屯的一声爆炸，终结了这位军阀跌宕的一生。这一事件与本书相关的内容有二：一是这列火车是事发前一天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开出的，二是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是北京城内最早的火车车厢，即慈禧太后乘坐过的“龙车”。
正阳门火车站的全称是“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与“京汉铁路正阳门西站”遥遥相对，分别沟通着北京与北方和南方的联系。这座车站是一座优美的西洋式建筑，正中巨大拱顶高悬、拱脚处镶嵌大块云龙砖刻雕饰，南侧穹顶钟楼耸立。1900年庚子之变的时候，八国联军出于运送物资的需要，已将铁路铺到这里，但正式营建车站，却是1903年的事，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样的建筑造型还十分新鲜。
北京城最早的火车出现在1885～1888年。在三海之间，李鸿章专门为老佛爷铺设了一条轻便的“紫光阁铁路”。它南起中南海的宝光门外，北至北海的静心斋，使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特制六节小火车。这一时期的慈禧常在三海（西苑）听政，忙于颐和园的重修。每天散朝后，要从这里乘坐火车前往北海的静心斋用膳及休息。也许李鸿章的目的是向老佛爷献媚，也许他试图让老佛爷在玩乐中不知不觉地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熏染，然而，令李鸿章未曾料想，这项工业文明成果最终被帝王的禁忌所“改造”——慈禧因耽心火车头的鸣笛会破坏皇城的气脉，这辆火车因此被去掉了火车头，而改由四名太监作动力——他们在每辆车厢上拴上绳索，然后奋力牵引，同时，还有众多太监手持幡旗等仪仗，分列铁轨两侧，为大力士们加油。
慈禧的“专列”装饰豪华，每辆造价高达10万银元，是日本天皇御车的4倍，显然，它并不是交通的必需，而是出于享乐的要求。张作霖的22节专列车厢中，张作霖所在的正是慈禧“龙车”中的一节。1929年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京迁往南京，奉安大典中的灵车，也使用了“龙车”的一节。就在慈禧被这昂贵的享乐迷住的时候，一条真正交通意义上的铁路，正在改变着北京与外界的联系。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英国人为开发煤矿而修建的“唐山铁路”通到天津，名为“津沽铁路”。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惨败的清廷，百般无奈中回到了变法的道路上。就在这一年，清政府不仅将“津沽铁路”改为官办，而且将其北端通到山海关，南端则延长到北京。当时还成立了全国最早的铁路管理机关：矿务铁路总局。当时开矿和铁路并在一起管理，合称“矿路”，所以后来鲁迅先生在南京上的学堂叫“矿路学堂”。
同样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这条铁路同样没有延伸到城墙脚下——所谓的“龙脉”拒绝了交通的动脉——永定门外的马家堡成了它的终点。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庚寅（公元1902年1月7日），因庚子之变而西行逃难的慈禧太后回京，就是从永外马家堡下车。这次列车是由比利时铁路公司和清廷“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盛宣怀负责准备的。全列车为21辆，其中有供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皇后等乘坐的特等车3辆，供王公大臣及太监总管李莲英乘坐的头等车4辆，供侍从、太监乘坐的二等车3辆，洋员杰多第事务车1辆，铁路人员乘坐车1辆，装货车9辆，运载仆役、骡轿的车1辆。当时车辆没有制动装置，只靠机车制动，因而行车的安全、平稳全靠司机的技术和经验，稍一疏忽，便会招致杀头之罪。
慈禧到马家堡时，马家堡车站已被义和团烧毁，清廷官员只好临时搭了大棚迎接銮驾。隆重之中不失狼狈。一位接驾官员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混乱景象：“六下起，面烟后，天明出南西门，到马家堡棚内。九仲后，货车到，人乃嘈然。又庆王到，吃面者争往。遂由道南过道北，倒乱已极，非复图上次第亦无人收职名。精严结撰半月，至此毫无所用，惟新赶万民伞数十柄立焉。”（　《高给谏庚子日记》）
前面已经提到，慈禧回京时，八国联军的那条军用铁路，已经修到了正阳门下。他们把天津来的车站设在前门东，把保定来的车站设在前门西，初步确定了后来前门东西车站的位置。也许是这条铁路与慈禧外逃中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慈禧回銮时才舍近求远，没有在正阳门火车站下车。
1905年8月26日上午10时，端方等出洋五大臣在正阳门火车站刚登上火车，就被革命党人吴樾以炸弹行刺，五大臣中有两人受伤，吴樾当场牺牲。清廷的变革之声来之晚矣，社会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正是在这一年，沙皇俄国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成立国家杜马；爱因斯坦提出划时代的科学理论——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时间观念，而风雨飘摇的中国对此还一无所知……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5月5日，鲁迅第一次到北京，就是从正阳门火车站下车。《鲁迅日记》中写：“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他一次去津，三次回绍兴，其后于1926年8月26日下午四时余乘火车离开北京，以及后来两度回京省亲，这十四次上车、下车都是在前门车站，只有1924年7月去西安讲学，是在西车站上的车，回程也是在此下的车。民国前期，这里一直是北京对外交通的重要枢纽。
侵华日军把前门西站改为货运站，前门东站改为客运站。直到新的北京火车站建成，这样前门东西车站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前后存在了58年。
利玛窦送给乾隆的西洋钟使中国人对时间有了形象的认识，来自西方的铁路，则改变着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它使巨大版图中的远方不再遥不可及，为这个古老国度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作好了辅垫。当然，后一种输入，中国人是以被动的形式接受的。火车在北京这座古老城市中的艰难起步，是封建社会的末世王朝中，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对于一个有着巨大的制度惯性的东方国度来说，它的起步速度太慢，付出的成本也过于沉重。这幅照片（图56）记录了铁路穿越旧城墙的景象，作为东方封建政治象征的城墙与西方工业文明象征的铁路的这种奇妙组合，对于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