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第24章


“我受了惊吓?”罗伊纳·德雷克看着波洛,又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不。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受惊吓。有时候一不小心东西就掉下去了,比方说洗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太累了。
当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为晚会做准备啦。主持晚会啦。忙得不可开交。应该说进展很顺利。我觉得是因为—啊,累了就没办法,保不准就干蠢事。“
“您确信没有什么事情吓着您了吗?比如说看见了根本没有料到的一幕?”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呢?楼下大厅里?大厅里我什么也没看见。当时大家都在玩火中取栗的游戏,大厅里空荡荡的,对啦,只有惠特克小姐一个人在。但直到她过来给我帮助为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她。”
“您有没有看见谁从书房里出来?”
“书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对,我应该能看见。”她停顿了好一阵,然后紧盯着波洛说:
“我没看见任何人从书房里出来,”她说,“根本没有……”
他不相信,她越是这样说他心中越是怀疑。她没有说实话。实际上她看见了某个人,或者看见门开了一条缝。或者瞥见了书房里的那个人。但她否认得十分干脆。他想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干脆呢?是因为她不愿意把那个人同谋杀案相联系吗?是不是她十分关心那个人-或者更有可能是—她想保护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尚未成年,她觉得他还不清楚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他觉得她虽然厉害但还是很正直的。像她这种女人常常从事管理工作,主持一个委员会或者某项慈善事业,关心对公众有利的各项事务。同时她们又过分强调情有可原,常常为年轻的罪犯寻找各种借口,例如未成年的男孩子或者智力发展迟缓的女孩子,兴许他们已经是管教的对象了,可还往往博得她们的同情。若是看见这类人从书房出来的话,他觉得她很可能出于本能想保护他们。如今作案的孩子一般都很小,在哪个年龄段还不可知。7岁?9岁?他们一般在青少年法庭受审,看来很难弄清应该如何杜绝青少年犯罪。常常给他们找出不少借口,比如说家庭破裂、父母照顾不周等。然而最最卖力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找出每一个借口的恰恰是罗伊纳·德雷克这种人。而她们平时总是那么严厉,那么吹毛求疵。
波洛本人不赞成她们的作法。他第一步想到的永远是正义。他向来对慈悲为怀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过多的慈悲。从他在比利时以及这个国家的经历看。他觉得滥用慈悲往往酿成大祸。要是把正义放在首位。其次才是慈悲的话,许多无辜的牺牲者就不会白白送命了。
“我明白了,”波洛说,“我明白了。”
“您觉得惠特克小姐会不会看见谁进了书房?”德雷克夫人提醒道。
波洛饶有兴致地问:
“啊,您认为有可能?”
“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以前,她见到有人进书房。我不小心砸了花瓶时,她说不定以为我是瞥见了那个人,兴许我看清了他是谁。有可能她因为没太看清楚而不愿意说出觉得那人是谁,怕引起误会。也许看见的是一个孩子、或者某个年轻人的背影。”
“夫人,您是觉得她见到的人仅仅是个孩子,或者说他还未成年?您认为我们门正在探寻的案件肇事者极有可能是这类人?”
她思索再三才说:
“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也还没有想明白。在我看来,如今案件往往与年轻人有关。谁也弄不清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有的只是想复仇,有的是想要毁灭一切。甚至那些砸电话匣子、刺破汽车轮胎以及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害人的人,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仇恨…倒不见得是恨某个人,而是恨整个世界。时代病。于是看到一个孩子无缘无故地在晚会上被淹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干这事的人还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您是否也觉得-觉得在这桩案子中这种可能性很大?”
“警察跟您观点一致-至少以前是,我觉得。”
“哦。他们会查清楚的。我们这一带警察十分得力。好几桩案子他们都处理得很漂亮。他们兢兢业业,从不轻易放弃。这桩案子他们八成能破,不过可能要一段时间,得花好一阵取证。”
“夫人,本案取证工作相当困难。”
“对。就是。我丈夫被害时-他腿脚不方便一他在过马路,一辆小汽车从他后面驶来把他撞倒在地。一直没有找到肇事者。也许您不知道,我丈夫身患骨髓灰质炎。他六年前患上的,身体部分瘫痪。后来稍有好转,但腿还是不方便。车向他飞驶而来他躲避不及。我甚至觉得责任全在我。他出门从来不让我跟着,也不让任何人搀他,因为他讨厌有人侍奉他,妻子也不行。而且他过马路一向很小心。可是一旦事故发生了,我还是深深地自责。”
“事故发生在您的姑母过世之后吗?”,“不是。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人们不是常说。祸不单行吗。我觉得就是。”
“对,的确如此。”赫尔克里·波洛说。他又问道:“警方也没有找到肇事车辆吗?”
“我记得是一辆蚱蜢七型的车。要知道路上跑的每三辆小汽车中就有一辆是蚱蜢七型的-或者说当时是这样。他们告诉我说是市场上最畅销的一种。他们相信是从曼彻斯特的一家停车场偷来的。主人姓沃特豪斯,是曼彻斯特的一位老商人,经营种子生意。显然他不是肇事者。
车无疑是被不负责的年轻人偷走的。这些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或者说残酷无情的年轻人如今受到的惩罚太轻啦。“
“应该多蹲几年大牢。只是罚款,而且罚款还是溺爱他们的亲属交的,完全没有用。”
“我们不能忘记,”罗伊纳·德雷克说。“他们这个年龄非常关键,如果不让他们继续学业的话。就别指望他们这辈子能做什么好事啦。”
“神圣的教育事业。”赫尔克里·波洛说,“这种说法我是听学术界的权威人士说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重视教育。”
“教育也不是万应灵药,比方说对于一个家庭破裂的孩子来说。”
“您觉得对他们应该有别的处罚措施而不是蹲大牢?”
“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罗伊纳·德雷克坚定地说。
“这样就能用母猪的耳朵做出丝质钱袋来?您不相信这个格言。每个人的命运都牢牢地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德雷克夫人显得大惑不解,又有点不悦。
“是…句伊斯兰格言,”波洛说。德雷克夫人似乎并没有在意。
她回答说:“我们不要照搬中东的观点或者说空想才好。”
“我们必须接受事实。”波洛说,“现代生物学家-西方生物学家指出-”他犹豫了片刻,又接着说,“一个人行动的根源在于基因构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二十四岁时杀人,实际上两三岁、三四岁时就已有了苗头。或者说数学家、音乐天才都是从小就跟旁人不一样。”
“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德雷克夫人说,“我丈夫死于车祸。一个莽撞而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车祸。不管肇事者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年轻人,都还有希望最终接受这样一种信念,人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在不经意中要了别人的性命是绝对不容许的,即使不是故意的,只是过失犯罪。”
“如此看来,您肯定肇事者不是故意的?”
“我还是应该有所怀疑才好,”德雷克夫人有点吃惊,“警方好像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还真没想过。只当是个事故。一场悲惨的事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的。”
“您说我们讨论的不是谋杀,”波洛说,“但乔伊斯一案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这根本不是事故。一双手故意把她的头部摁人水中,等淹死了才松开。蓄意谋杀。”
“我知道,我知道。太可怕啦。我连想都不愿想起,不愿提这事。”
她站起身不停地踱来踱去。波洛不理睬她的话,继续说道:
“我们还面临着一种选择,还得找出作案的动机。”
“我觉得这种案件似乎没什么动机。”
“您指的是凶手精神严重错乱,甚至以杀人为乐?就想杀未成年人?”
“这种事也不是没有耳闻。真正的原因很难查明,甚至精神病专家也都没有定论。”
“您不打算接受一个简单的解释?”
她迷惑不解地问“简单的?”
“凶手没有精神错乱,根本不是精神病专家众说纷坛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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