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第21章

“你不听人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靖玉富说，“当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向国家卖余粮。他就指定高经理必须卖三百斤余粮。”
“老高家有余粮卖吗？”王股长问。
“他家一年共收五百多斤小麦，这一年里连娶两房儿媳妇，就是六口人生活，你说有没有余粮？”
“那就说明情况，不卖。”
“你说的比捏灯草灰还轻巧，”靖玉富说，“政策在人家手里掌握着，他硬说高宗藩家有余粮，高宗藩就得卖，你敢抵制党的号召吗？不仅如此，国家按计划发放给无粮户”返销证“时他还扣着不发哩！”
“那为啥不向上级反映？”
“上级批评他几次，证他是发给高经理了，可这疙瘩也越结越大了。后来听说县里要提拔高宗藩，他就东跑西颠，说高宗藩的坏话，又说高宗藩当过国民党兵，硬把事给搅黄了。”
“那就不调查啦？”王股长说。
“这些事就这样，等你调查清，机会就过去了，时也、运也、命也，大概我们高经理就是这个命吧！”
“哪里有什么命不命的，还是有些干部风气不正罢了！”王股长颇有感慨地说。
“不过这是党内的事，俺也是听来的，说不准。”靖玉富忙不迭地声明。一场波及党内外，影响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风运动”方兴未艾，多少人因为把不住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个教训太大了，谁不知道还是三缄其口好啊！
第四节
大跃进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比赛说谎、比赛吹牛的年代。
中国人不知是吃错了药，还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几乎都得了“说谎症”、“吹牛癖”。
最可悲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谁都知道那是谎话、那是“牛皮”，却拼命地去说、去吹、去信。而且一个比一个能吹、一个比一个会吹、一个比一个敢吹。个个吹得天花乱坠，吹得云天雾罩，吹得冠冕堂皇，吹得理直气壮，吹得不羞不惭，吹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使得神州不能不闪了一个趔趄，历史发一次高烧。
会吹的，因其会吹，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鞋面布改帽沿子，一步登天”了。不会吹、不敢吹和不肯吹的，因其不会、不敢和不肯，被弄得垂头丧气、一无是处。不会，说明你无能，是庸才。不敢，说明你没有魄力，是小脚女人。不肯，说明你立场有问题，是怀疑党领导、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怀疑三面红旗，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了。于是有人因此而挂牌游街，有人身陷囹圄，甚至名丧黄泉。套用大鼓书上一句话，就是“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心翻船”了。
既然吹牛不仅不要贴印花，不要报税，反而“吹而优则仕”，那谁还不拼命地吹？谁愿意当“三反分子”遗臭万年！谁“给脸不要”呢！能不能吹，该不该吹的问题既然解决了，剩下的当然就是如何吹的问题了。
《人民日报》或省级大报上赫然刊登出这样的“新闻”：
——老母鸡一天下了十个蛋；
——农民用木头造出了火车；
——玉米秸上插多少竹签，就能长出多少玉米棒棒；
——某农民在芝麻杆里榨出了芝麻油；
——某乡稻子亩产均达十万斤；
——某村种的萝卜一个重百斤；
——某省月产钢四百万吨；
可惜这些都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们也就真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里，过那神仙般的日子了。
但是报上都这么说，谁敢不相信，你就得干。大跃进就得你追我赶嘛！不怕干不到，就怕想不到。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
你的母鸡一天能下十个蛋，我的母鸡要是也下十个蛋，那就太不争气了，它得下十五个！你的玉米能结那么多棒棒，我再结多也没什么意思，我的玉米秸子高，我可以攀着它到月宫里找嫦娥姑娘谈心去。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为了扩大“吹”的范围和影响，人们不断创出了新招。“摆擂台”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竞技形式和“放卫星”的现代科学色彩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他们把“吹”的内容叫做“放卫星”，把比赛“吹”的形式叫做“摆擂台”。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干啥都能放卫星。
农民种田，可以把某项高产算是放了“卫星”；
工人可以把某天的产量算作“卫星”；
学生可以把某次考试成绩算作“卫星”；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谁放了卫星谁就光荣，于是就“你追我赶”起来。“谁英雄，谁好汉，擂台上面比比看”的叫喊声，使得人们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东陇海铁路某火车站一群装卸工摆擂台比扛面粉，擂主从四袋起码，有不服的站出来。于是五袋、六袋、七袋，不断递加。有个大力士在双肩上摞了两个井字，把头夹在中间，颤颤悠悠地把八袋面粉扛起来了。这可是四百斤重啊！但大伙不服，说前面的人都是扛着面袋向前走了十步才放下的，这位要想放卫星，也得走十步。不料他走了十步后，便一头栽到地上吐了很多血。卫星是放上去了，他却倒下了，从此丧失了劳动力。
这件事教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再放卫星时，不能太实了。于是在某县中学里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全国中学生进行“劳卫制”考核，只要几项体育项目达到一定成绩，即可发放等级证书和证章。这个学校的某个班级为了全班都通过考核，就想出了一个鲜点子，在考核六十米和百米短跑时，选了一条一头高一头低的柏油路，让学生们往下冲，结果全班都拿到了合格证书和证章，可是有两个学生跌破了头。
这件事又教会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光动嘴更保险一些。于是再打擂就比谁的调门高了。而且上这样的擂台要有经验，千万不能第一个发言，因为你一发过言，别人总要加码的。这个码越加越大，你反而成了最保守的了。据说后来在扑克牌的玩法中兴出一种叫作“吹牛”的，就是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
郯城县当然也不例外，放卫星、摆擂台的群众“吹牛”运动波澜壮阔。多少人在这壮阔的波澜中逐着潮流，翻着浪花。
天下事就是这样，有弄潮儿就有喝水的。李汝德就挨了淹。
李汝德是郯城县城关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是高宗藩的副手。
这天县里召开商业系统会议，让各单位汇报工作。高宗藩因为有事离不开，就让老李到局里去开会，反正是汇报工作呗，咋干的就咋讲，实话实说就是了。不料李汝德高高兴兴去开会，却苦丧着脸回来了，脖后还插着一面白纸糊的三角形小旗子。
“咋啦？”高宗藩迎上去问。老李指了指自己的脖子，像个小孩子似的，“哇”地一声哭了。
高宗藩往他脖子里一看，好家伙，那里有老长老深的一道血口子，看样子是给插旗插的。再看看那做旗杆的木棍，削得尖尖的，简直就是一根木扦子。
高宗藩愤愤地说：“插白旗，插黑旗，你插就是了，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我去找他算账！”
“高主任，你快别这样说，人家还要跟你不拉倒哩。”
“我怎么啦？”高宗藩一面接过别人递来的红汞水给老李擦伤口，一面问。
李汝德痛得咧了咧嘴，才慢慢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今天局里的会上要求各单位汇报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并且评出名次，成绩最好的拿一面流动红旗，最差的插一面白旗。
会议主持人点名要城关供销社带头发言，因为它是个老先进单位嘛！李汝德走上台来，不慌不忙地如实汇报起来。一来是高经理一贯要求说实话，临来时高经理还特别交待到了会上不要说那些没梆谱的话；二来供销社的确干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摔到底也不会当尾巴自勺。
谁知他的发言…结束，下面可就热闹了。真的跟打扑克牌玩“吹牛”一样，前一张牌刚落地，报出个点子来，后一张马上就以更大的点子压了上去。按说一副牌中同样点子的只有四张，可这时说不定出现十张都有人相信，那主要就看你吹时能不能不动声色了。
一时间吹牛风猛起。你不是说今年赚了一万元吗，我赚了两万，他赚了三万；你说你在大炼钢铁中用小钢炉炼了五吨铁，他准得说炼了十吨，甚至百吨。不然卫星不让你放了么。至于真的假的，又有谁来过问呢？要说假，可以说都是假的，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