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第14章

论《金瓶梅词话》还是《肉蒲团》，要反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为“饥汉子不知饱汉子饱”来提醒自己。
汉语里是东汉时就开始出现“颓废”这个词，我怀疑与当时佛学初入中土有关。汉语里“颓废”与“颓丧”、“颓唐”、“颓靡”、“颓放”，意义都不同，我们要仔细辨别。
顺便提一下的是，《废都》里常写到“啸”，这啸是失传了又没有失传。啸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着墙根儿遛嗓子，啸与声带无关，是口哨。我们看南京西善桥太岗寺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的砖画，这画的印刷品到处可见，其中阮籍嘟着嘴，右手靠近嘴边做调拨，就是在啸。记载上说阮籍的歌啸“于琴声相谐”，歌啸就是以口哨吹旋律。北宋儒将岳飞填词的“满江红”，其中的“仰天长啸”，就是抬头对天吹口哨，我这样一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岳武穆不严肃，像个阿飞。
后来常说的翦径强盗“啸聚山林”，其中的啸也是口哨，类似现在看体育比赛时观众的口哨，而不是喊，只不过这类啸没有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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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冯骥才自《神鞭》以后，另有一番世俗样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里有股“纯侃”精神，没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妖狂，也没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卖烤白薯的都会言说政治局人事变迁，天津是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
侃功甚难，难在五谷杂粮都要会种会收，常常比只经营大田要聪要明。天津一地的聪明圆转，因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边，埋没太久了。
天津比之上海，百多年来亦是有租界历史的，世俗间却并不媚洋，原因我不知道，要由天津人来说。
我之所以提到天津，亦是有我长期的一个心结。近年所提的暴力语言，在文学上普通话算一个。普通话是最死板的一种语言，作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话无可非议，用到文学上，则像鲁迅说的“湿背心”，穿上还不如不穿上，可是规定要穿。
若详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艺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话。
但北京话太接近普通话，俗语而在首善之区，所以得以滑脱普通话的规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没有占到便宜。
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内地的电影，亦是规定用普通话，现在的领袖传记片，毛泽东说湖南话，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却讲普通话，令人一愣，觉得刘少奇没有权力。
由于北京的政治地位，又由于北京方言混淆于普通话，所以北京方言已经成了次暴力语言，北京人也多有令人讨厌的大北京主义，这在内地的世俗生活中很容易感到。我从乡下回到北京，对这一点特别触目惊心。冯骥才小说的世俗语言，因为是天津方言，所以生动出另外的样貌，又因为属北方方言，虽是天子脚边作乱，天子倒麻痹了，其他省的作家，就沾不了多少这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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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寻根文学”，我常常被归到这一类或者忽然又被拨开，搞得我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
小说很怕有“腔”，“寻根文学”讨厌在有股“寻根”腔。
真要寻根，应该是学术的本分，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想象力，哪里耐烦寻根的束缚？
以前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是由“文章”来载的，小说不载。小说若载道，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为闲书？古典小说里至多有个“劝”，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道”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
“寻根文学”的命名，我想是批评者的分类习惯。跟随的，大部分是生意眼。
但是“寻根文学”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其中开始要求不同的文化构成。
“伤痕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文化构成是一致的，伤是自己身上的伤，好了还是原来那个身，再伤仍旧是原来那个身上的伤，如此循环往复。“寻根”则是开始有改变自身的欲望。
文化构成对文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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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寻根文学”却撞开了一扇门，就是世俗之门。
这扇门本来是《受戒》悄悄打开的，可是魔术般地任谁也不认为那是门。直要到一场运动，也就是“寻根文学”，才从催眠躺椅上坐起来，慌慌张张跑出去。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世俗之气漫延开了，八九年前评家定义的“新写实文学”，看来看去就是渐成气候的世俗小说景观。
像河南刘震云的小说，散写官场，却大异于清末的《官场现形记》，沙漏一般的小世小俗娓娓道来，机关妙递，只是早期《塔铺》里的草莽元气失了，有点少年老成。
湖南何立伟是最早在小说中有诗的自觉的。山西李锐、北京刘恒则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诗人。
南京叶兆言早在《悬挂的绿苹果》时就弓马娴熟。江苏范小青等一派人马，隐显出传统中小说一直是江南人做得有滋有味，直至上海的须兰，都是笔下世俗渐渐滋润，浓妆淡抹开始相宜。又直要到北京王朔，火爆得沾邪气。
王朔有一点与众不同，不同在他居然挑战。我前面说过，世俗小说从来没有挑战姿态，不写文学史为自己立言，向世俗文学挑战的一直是新文学，而且追到家门口，从旁看来，有一股“阶级斗争”腔。
有朋友说给我，王朔曾放狂话：将来写的，搞好了是《飘》，一不留神就是《红楼梦》。我看这是实话，《飘》是什么？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世俗小说。
《红楼梦》我前面说过了，不知道王朔有无诗才，有的话，不妨等着看。
王朔有一篇《动物凶猛》，我看是中国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青春小说和电影是一个很强的类，我曾巴望过“第五代导演”开始拍“青春片”，因为他们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等了许久，只有一部《我的同学们》算是张望了一下。看来“第五代”真地是缺青春，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
上海王安忆的《小鲍庄》，带寻根腔，那个时期不沾寻根腔也难。到《小城之恋》，是有了平实之眼的由青春涌动到花开花落，《米尼》则是流动张致的“恶之华”。
王安忆后来的《逐鹿中街》是世俗的洋葱头，一层层剥，剥到后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正在恨处妙处。王安忆的天资实在好，而且她是一个少有的由初创到成熟有迹可寻的作家。
南京苏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诗大于文，以《狂奔》结尾的那条白色孝带为我最欣赏的意象。这正是在我看来“先锋小说”多数在走的道路，努力摆脱欧洲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余韵，接近二十世纪爱略特以后的距离意识。
当然这样粗描道不尽微意，比如若以不能大于浪漫的状态写浪漫，是浪漫不起来的，又比如醋是要正经粮食来做，不可让坏了的酒酸成醋。总之若市上随手可买到世界各类“精华糟粕”只做闲书读，则许多论辩自然就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苏童以后的小说，像《妇女生活》、《红粉》、《米》等等，则转向世俗，有了以前的底子，质地绵密通透，光感适宜，再走下去难免成精入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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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说，最怵“腔”，古人说“文章争一起”，这“一起”若是个“腔”，不争也罢。
你们要是问我的东西有没有“腔”，有的，我对“腔”又这么敏感，真是难做小说了。
一个写家的“风格”，仿家一拥而仿，将之化解为“腔”，拉倒。
我好读闲书和闲读书，可现在有不少“闲书腔”和“闲读腔”，搞得人闲也不是，不闲也不是，只好空坐抽烟。
又比如小说变得不太像小说，是当今不少作家的一种自觉，只是很快就出来了“不像小说”腔。
木心先生有妙语：先是有文艺，后来有了文艺腔，后来文艺没有了，只剩下腔，再后来腔也没有了文艺是早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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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的是，对台湾香港的小说我不熟悉，因此我在这里讲中国小说的资格是很可怀疑的。
在美国一本中文小说总要卖到十美金以上，有一次我在一家中文书店看到李昂的《迷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