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51章

“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
“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的。”
“我来工作。”他说着搔了搔头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处，被塞进一个没有标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开来，他还是被他唯一不想见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他问。
“这很容易，赫克托，我现在是一名贫民律师，既老练又聪明。你再躲一次，我还能找到你。”
“我不想再躲了。”他移开目光。这不仅仅对我一人有好处。
“我们明天就要起诉。”我说，“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无处藏身。”
“谁是原告？”
“朗蒂·伯顿和她的家人。随后，我们会找到其他的被驱逐户，把他们追加为原告。”
他闭起双眼，使劲地压着自己的鼻梁。
“你还记得朗蒂吧？她是那个与警察冲突的年轻母亲，当时你正执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给甘特利。你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备忘录，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备忘录按顺序归档，你办妥了这一切，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布雷登·钱斯会瞅准机会把它抽走，他确实这么干了。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将被公开。现在我要那份备忘录。”
“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呢？”
“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钱斯会抽走原件，以掩盖他的过失。现在他就要暴露了，别与他一起完蛋。”
“那么我到哪里去呢？”
“哪儿都去不了，”我说，“你无处可去。”
他知道这个结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须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作证，他的证词会毁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还有他自己。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出我和莫迪凯所料，我们手中已有几名证人。
“如果你给我备忘录，”我说，“我不会说出它的来源，我也不会让你出庭作证除非迫不得已。”
他摇摇头，“我可以不讲真话。”他说。
“你当然可以那样，但你不会，因为你会因此而被捕，你的备忘录先归了档，然后才被抽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你不能否认你写过备忘录，我们会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让他们作证，他们会在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前澄清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执行任务的那名保镖谈过。”
每一句话部像一记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并未找到那名保镖，文件中也没提及他的名字。
“别想说假话了，”我劝道，“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赫克托本是个至诚君子，毕竟是他暗中提供给我被驱逐者的名单，偷愉塞给我窃取文件的钥匙。他有灵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过去也非他所愿。
“钱斯告诉他们真相了吗？”我问。
“不知道，”他答道，“不过我怀疑他没有。那样做需要勇气，而钱斯是个懦夫……他们会解雇我。”
“有这个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们。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我们会再次起诉他们，我不会收你一个子儿。”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俩一大跳，我们的谈话及时地改变了话题。“请进。”他说，一名秘书进来了。
“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说着上下打量着我。
“我马上来。”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让门半开着。
“我得离开了。”他说。
“没有备忘录的复印件我不会走。”
“中午在楼前的喷泉边等我。”
“好的。”
我通过大厅时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谢谢，”我说，“我现在好多了。”
“别客气。”她答道。
从喷泉沿林阴大道向西走，我们来到一家犹太熟食店，排队买三明治时，赫克托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有四个孩子，”他说，“请保护我。”
我接过信封正要开口，他后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见他挤出大门，从熟食店前经过，大衣领子竖起来罩着耳朵，几乎是跑着摆脱了我。
我也顾不上吃午饭了。我步行通过四个街区，赶到宾馆，结账出门，把随身物品塞进一辆计程车，我压低身子在汽车后座上坐下，锁上车门，计程车司机昏昏欲睡，这世界上没人知道我此时身在何处。我打开了信封。
备忘录的格式是典型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风格，在赫克托的电脑上打出，文件上有客户代号、文件号码，左下角用小号字体印着日期，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由赫克托，帕尔马呈交给布雷登·钱斯，是有关河橡/TAG公司清理非法住户和佛罗里达街仓库财产的备忘录。那天赫克托在一名武装保镖的陪同下去仓库执行任务。保镖名叫杰夫·麦凯尔，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派出，他们上午九点十五分到达，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离开。仓库共三层，赫克托注意到第一层有非法占住者，第二层无居住痕迹。在第三层，他看到了垃圾，旧衣服，还有几个月前火堆的残烬。
在第一层的西端，他发现了十一间临时公寓，用胶合板和石板草草搭就，未经油漆，但明显系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所建，建房者也想使房子错落有效。从外面看每间公寓的面积大致相等，赫克托无法进入。每扇门也相同，由一种轻型的中空的合成材料也许是塑料制成，门上装有球形把手和暗锁。
浴室很脏，有人用过，最近一段时间内没人修过。
赫克托遇到过一个自称叫赫尔曼的男人，赫尔曼无意交谈。赫克托问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装保镖在场，他不敢多说。
在仓库的东端发现了十间同样结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闹声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门前，他让保镖退后，不要让人注意他。听到敲门，一名年轻的母亲前来开了门，她抱着一名婴儿，还有三个围在她腿边。赫克托告诉她他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座仓库已经易手，几天之内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说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
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
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
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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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
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