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第4章

很多时候了，张爱玲对我就像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想得到或是想不到的某个时刻突袭而来，让我彻骨地疼痛。一个人能对另外一个人如影相随般虚化为一种情绪，这个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张爱玲当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但不同凡响却并不因为张爱玲是一个留在了史迹中的女子，普通人对普通人也可以不同凡响，只是涉及到的人的范围不同而已。而留在史迹中的人，也不是都可以在客观意义上用上不同凡响的说法的。我以为，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在你的身体里植入了一颗类似炸弹的东西，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不可忽视了。这就是一种情绪。如果自己不能意识并超越，这样的情绪便在人的身体和感受里四季流转，经不住某个时刻某种不经意的感触一碰，就轰然炸开来，让人快乐或者难受。　
那天下着雪，漫舞的雪花，一片片，一瓣瓣，使天地斑驳。我踏着昆玉河上的坚冰，被这样的情绪包裹着，走在雪天里。我的四周是一片北方冬天的苍茫，树木都只剩余了枝桠，仿佛是一些旧迹在静默不语地望天。我踩着的这条昆玉河的河水连同它的四季，都封存在我脚下的冰层里，这些横陈了一河的坚冰，在我的脚下像是那些水亡故后的遗骸，说古忆旧一般的，让人忘记了它在其他的季节里有过的碧波荡漾，曾经的青春不再，生命的流溢在这冰层里沧桑咫尺。　
这样的情绪和感受，使我陷入某种虚无或是迷失，我被这种无法准确言说的内心销蚀着，不能相信世上确实有人、有事物的存在或者发生。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近日里我一直在面对张爱玲的缘故。这个民国的旧女子，那么毫不掩饰地道破人生的本质，像暑季毒辣的太阳直灼且铺天盖地烤焦人的心田，又让人总是要由衷地折服她对生之体验的直觉和直面人生的勇敢。就此而言，她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我甚至以为，在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揭示人的内心和人生的本质上，她比鲁迅更能影响读者。鲁迅用的是一种理性或理念的锋利，而张爱玲用的则是女人的直觉、细腻和本能。所以，张爱玲对读她的人、对读者，就像一个诱因，牵动人的五脏六腑。　
我体味着这个女子，觉得需要出来拼命地奔走，直走到没有气力。就是现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是被这种感受困扰着，只是想再有那天一样的雪和空寂，可以幸灾乐祸地踢着死去的河水尽情地欢叫。　
对张爱玲，很多人都不陌生。她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1941年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以早慧的天赋创作在当时的上海大红大紫。这是她八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她标新立异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奔涌着她的名字，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同时谈论着她的作品及她本人。女人一生中最放恣蓬勃的生命之花拨云见日般怒放。这样的姿态，使她的一生起始便在巅峰，出手便不凡。这是她有生中一段短暂而奢华的演出。此后，她一生的创作都在靠着自己这个豆蔻年华时期的几部作品说话；她后来悲怆的命运，凄凉的晚景，只是徒劳地为着收拾这场奢华的残局。　
1995年，她在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故于美国洛杉矶。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故去了好几个时日，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空旷的屋子里，她躺在行军床上，比活着来得更是寂寞。　
也许她不认为这是寂寞。她许是会说，因为生命的结束，没有意义的人生因此才产生了景象。如果是怀着这样的情感去迎候死亡，我想，她在晚年的自己守望自己的日子里，在守望死亡的最后的生命时光时，她应该是平和而平静的，她是这样在同死亡对峙。　
所以，当时她的身边不必有人，也无须有别人。　
这像她的某篇小说，更像她的　
散文在直白地道出事情的本质：人们不愿承认或者故意去忽略的“那么回事”。这就是她对生命、生活的虚无感，也是她作为一个作家对读者的残忍。我以为，人们，尤其是生性敏感的人们，都是很容易产生这种虚无感的。所以我们才要去追求美好，甚至在一些时候要沉湎于某种幻觉。这是一种需要，或者是人的某种本能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或者叫向往其实也只是一种人所需要的幻觉而已。张爱玲却打碎了人们想要保留的这份情怀，道出了人们不想提及的某种现实。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女人，张爱玲都是一个极端的范本，一个在多变的时代中由于多舛的境遇强化了某种天性的个性鲜明的存在。她以冷漠而绝望的内心拷问人生，又在世俗的日子里热爱和讲究着生活的具体细节，沉醉于每一个日子的转瞬即逝的美丽。为了救赎自己，她用文字创造了一个华丽而苍凉的末世世界。她温文尔雅地写着这个挽歌里的末世，她从容优雅地同时又以薄情寡义的姿态，把人生中的阴惨与绝望娓娓道给读者。她面对人生的浮世的悲哀和虚无，借助文字的力量，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仿若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洗劫众生的灵魂，那种刻骨和透彻，像梦呓一样使人惊栗。而人的思维一旦与感伤进行搏斗，忧郁和焦虑的真相就会构筑起清晰的困境，也只有痛到深处。这是张爱玲作品的感染力，优雅中暗藏了魔咒的符号。　
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种魔咒的符号，如她19岁时写的《我的天才梦》中的名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几乎可以说是她一生的写照，像一个谶语一样使她在事业、情感、生活中一生受着这种咬啮性的销蚀。也几乎可以概括她的作品给读者的百味杂陈。　
比如《金锁记》里她写的曹七巧。曹七巧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张爱玲却用文字改变了她，把有着最世俗情欲的她许配给了一个身体不健康的大家庭里的男人，又在她眼前安排了一个她心仪着却又不属于她的男子。她同时让曹七巧承受多重的压力直至饱和点而变态：在给别人痛苦并看着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变异的满足感。然而，不管是被折磨，还是折磨着别人，曹七巧在母亲的教诲中记牢了要抓住男人、抓住金钱，等等。只是她用了一生，却是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这是小说人物的虚无，也是张爱玲自己的精神人生。　
张爱玲的长篇代表作《十八春》是一个姐姐和姐夫合谋陷害妹妹的悲剧。一系列懦弱的、矛盾的，或者玩世并龌龊又可怜的形象，借着一些虚构的人物显露作者的追问和挣扎，倾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心迹。这是张爱玲的小说。　
很多人说，张爱玲这样写小说，有这样的内心，因为她的家庭、成长、经历。她生在官宦人家，祖父张佩伦是清朝末年大名士，伴光绪皇帝左右。中法战争时，以一介书生统兵与洋枪洋炮的法国鬼子对阵，兵败后被朝廷革了职，发配到了边疆。数年后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做了李家的女婿。这样热闹的家庭，张爱玲却是进入得太晚，她出生时，家道已开始衰落，父亲是封建遗少、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母亲却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父母由争吵而离婚，后来的继母不淑。如此，张爱玲的童年在进出有汽车接送的同时却又没有钱交学费，没有钱零花，得不到父爱和母爱，只好逃出家庭。后来在母亲的帮助下，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转读香港大学，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学业未竟就遗憾地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以写作谋生，一举成名。这时的短短几年，是她一生最耀眼的日子。海派的文化放大了她的女性特质，她直觉的敏感孕育了文字的聪慧，青春的资本给了她目空一切的生机。静默里她雷霆万钧般出众，人群中她万里无云一样光彩夺目。除了才华、作品、名气，那时她的人也是活色生香。她用大红大绿的配色做成旗袍出门上街，临场拿起沙发罩布做披肩，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她标新立异喜欢着奇装异服，精致地生活在人们的眼里。她的十足个性，引领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