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继承》第29章

退休的企业家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被王石赞扬过的那种“乐观”的精神。
吴仁宝和徐传化
吴仁宝可能比退休前还要忙。这位76岁的老人表示自己还要干到80岁。他称自己的目前的状态是“半退”。“本来领导鼓励我说能干到100岁，群众的话就不太好说了：他们说我最好干到千岁。”吴仁宝说，｜Qī｜shu｜ωang｜比起当一把手的时候，担子看起来轻了—原来既要思考又要实施，现在更多时间在思考，而实际上，“我必须让华西村继续好下去，责任更加重大。”吴仁宝说自己跟有的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继任者做得比自己好会不高兴。华西村“好像一棵自己亲手种起来的树，怎么舍得砍掉呢”？
半退下来以后，吴仁宝说自己做了几件好事，其中之一是解决了“五种户”的问题：个私户（只想自己，目无组织，不要领导），贫困户，拆迁户，红旗户（小康人家），不想户（混混）。吴仁宝的目标是让这些人都各得其所，跟华西村一起进步。其中教育“不想户”的方法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提供住宿，每个月还发500块钱工资。这样的待遇让混混们感到不好意思，纷纷要求就业。
每天，吴仁宝都要给来华西村参观的人们讲演。少则一场，多者三场。他尽可能地满足大家对他的“观赏”要求。
“我没有时间玩儿，每天忙得很。去国外考察也是急急忙忙往回赶。年轻时候有效工作做得太少，现在尽量补回来。”灵山大佛离华西村很近，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去处，吴仁宝一次也没去过。“我不靠神。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是修行。”半退之后，吴仁宝跟村民接触得更多，“听到的话也比以前多了。”
上了年纪，以前因为工作方法不当曾得罪过的人让他耿耿于怀。“要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多年以后，对方的谅解让他如释重负。“已经纠正了不少了，心情很舒畅。”
吴仁宝的生活“没有规律”。“有了规律，违反了就对身体不好；没有规律的人就不会受影响。”他每天早上3点甚至更早就起来，精力充沛，觉得自己好像又年轻了。“我给新领导班子提建议，采不采纳由他们定。”
吴仁宝住的还是老房子，分得的奖金一分不拿。“我的乐趣就是为人民服务。”
有了更年轻有更有文化的领导者，华西村真的还需要吴仁宝吗？
老人家想了想，说：“你去村里问100个人，至少有98个人会说我好。”
吴仁宝嗜烟，一天要两到三包。据说刚检查完身体，“一切正常”。
离华西村不算太远的杭州萧山瓜沥镇。晚九点。70岁的徐传化坐在“传化艺术团”的露天舞台上，双手交叉下垂，身边是发出强劲音响的硕大音箱。歌舞戏曲轮流上阵，灯光变幻多端，徐传化姿势不变，对耳边的巨响充耳不闻。“他在团里岁数最大，可是比我们都认真。”徐传化的侄子徐观泉（也是艺术团的演员）说，“比如我们在小品中要表现敲门，一般就是用嘴发出声音就好了。他觉得我们表演得草率，主张用鼓点。每次，他都紧盯着演员，手里拿着鼓槌随时准备配音。”
一个由徐传化琵琶伴奏的莲花落节目开始了。如果不细看，你根本发现不了老人是在用一根手指拨弦，其速之快，不让正规的五指轮动。“他60多岁开始学琵琶，手指已经没有那么灵活，学不了轮指了。”徐观泉说。徐传化不识谱，为了能用琵琶伴奏，他让人把谱子写下来，自己跟着录音机一点儿一点儿对，而且经常是半夜两三点就爬起来练。
徐传化能拉二胡，会吹唢呐。“传化艺术团”就是在他的带动下慢慢发展起来，于2000年正式挂牌。邀请他们表演的单位很多，而且多数是非政府机构。邀请方要求的演出内容通常是宣传计划生育、交通安全、城乡一体化等。艺术团差不多每天都有演出，邀请方会出一些车马费，但总体上艺术团是亏本的（如果不算它的广告效果）。徐传化每天雷打不动，在舞台上的位置不变。艺术团的每一个节目都要经过徐传化的审查。
四、创始人谢幕后的生活（2）
虽然看上去比吴仁宝轻松，徐传化也没有完全脱离传化集团的领导工作：“我每年都有5　000万的销售任务。”他跑销售出身，传化集团产品最初的市场就是他打开的。
“我每天都见不着他。晚上12点多回来，早上6点多就走了，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徐传化的老伴说。像吴仁宝一样，他们住的还是建于20多年前的老房子，位于厂房的后部，楼门前晒着玉米棒子，院子里养着200多头猪和数量众多的鸡鸭—这些都是为传化集团的食堂饲养的。
徐传化的老伴对他说：“你别搞演出了。”徐传化说：“你别养猪了。”结果，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得其乐。
每天早上，徐观泉来接叔叔的时候，都会看见他在一份印刷物的空白处“临帖”认字。“我从小苦出身，不识字。”徐传化说。就这么坚持下来，居然报纸也能大致读下来了。
瓜沥镇的这次演出很成功。人们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开着摩托前来观看，掌声笑声不断。音箱边上，徐传化对此无动于衷。包括他自己在内，有谁在意他是一个新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呢？他就像是一个零件，安静而有耐性地工作着。
我们不知道更多的企业家退休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吴仁宝和徐传化只代表他们自己：朴实，甚至可能固执；没有退休的失落，没有暮年的死气沉沉，有时候天真烂漫；拥有大量财富，甘于普通人的生活。走在大街上，他们就是两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头儿。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好像现在已与他们无关。
吴仁宝和徐传化都不会说普通话。记者需要翻译才能听懂他们的话。吴仁宝对这种“同声翻译”很习惯，语速、节奏把握得很好。徐传化对中国人说话还要翻译很不理解：“江泽民、吴邦国都能听懂我的话。”他说。
吴仁宝简历
1928年生，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从22岁起先后做过村支书，乡长，江阴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人大副主任（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兼任华西村村支书），1987年回到华西村任大队书记，并出任华西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现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全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经当选十届、十一届全国党代会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1995年两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全国十大扶贫状元、中国十大乡镇企业功勋、全国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中国农村新闻人物等称号。2003年7月5日退休，其子吴协恩继任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传化简历
1935年生于杭州萧山，1986年10月起创办传化企业，现为传化集团董事局主席，萧山区人大代表，杭州市曲艺协会名誉主席，曾荣获“浙江省乡镇企业创业功臣”、“萧山区劳动模范”等荣誉。2000年3月20日，徐传化创办了传化艺术团。
第四章　富爸爸，好爸爸？
富豪对财富继承者的教育
和全球富豪们比起来，中国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
财富继承者的德、才、学、识是决定家族财富能否发扬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继承者的品质、精神、观念、气质、体魄等诸多方面，是成长为一个优秀接班人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很注重家庭教育的社会，是否能真正成为优秀的财富继承人？富爸爸们沉甸甸的目光望着每一个欢乐的孩子。望子成龙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心愿，而这种心愿在功成名就的富爸爸身上被更加放大。但问题是，虽然富爸爸在经济上给了孩子在教育上所需要的一切，但他们真的就是好爸爸吗？
跟大多数平常家庭比起来，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人表示由于生意繁忙，没有时间与孩子进行沟通。一个普遍的事实是，他们都有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想法（很多已经实施），这样可以全心来打理生意，也可以让孩子们逃离中国的应试教育，和国际最高教育水准直接“接轨”，但他们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却被距离隔离。
在一些欧美的名牌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辛酸离别场景：富爸爸把孩子送到了国外，在分别的那一刻，孩子哭了，因为亲人不在身边，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感到压力，而父母想到孩子从此“独在异乡为异客”，心里也不禁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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