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GL)》第668章

名可秀道，过去那二十四年，对我们理学是一个教训。现在，是时候将格物之学从理学中分出去，让它成为独立于儒学之外的知识体系，即：自然科学。
但是，这个分离必须解决好道器之争的问题，使格物科的学子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会因为剥离出理学而受打击。更重要的是，也必须对道和器、体和用的关系有一个辩证的释义，使理学在分离出自然科学后不会走回重道德轻知识的巢窠中。
名可秀创新提出“体用不二”论，即是解决道器之争的问题。
什么是体？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这个就是体。天命即宇宙本原，即自然禀赋，人性从哪里来？从天命，是自然禀赋给你的，这就是人性的本体，简称“性体”或“本心”。
所以，本心是自然禀赋给予的，它与宇宙本原这个“体”是同一个“体”。所以，格物致知可以上求天道，因为人是天地创造的，人的性体是天地自然赋予的，与天道是同一个“体”，所以，可以通过致知“道德性命之理”致知“天理”。
而道德性命之理的核心即仁。
名可秀道，孔子的儒学，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此即仁体。
所以这个体，是本心，也是仁体，是人的生命的本根和宇宙万物之本根。
那什么是用呢？用，是宇宙万物的功用。
为什么说体用不二呢？
因为体是用的本体，不是超越于用之外而独存。而体是用的本体，所以不可离用去觅体。——这就解决了道德和知识的问题，道德主导知识，但不能离开知识去空谈道德。
这就是“体用不二”说。
什么是“不二”？就是体和用是整体内的一和一，不是分开的二。
所以，虽然格物学科从理学中分离出去，不是儒学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儒学格物致知“体”，不可分离的“用”。
理学会议之后，为促成格物学科的平稳独立，名可秀在格物学院给学子们上了一堂公开课，讲“格物致知”，讲“体用不二”。
她讲孔子的《易传》，“天地大德者曰生”，所以，体是生生不息的，是能动的，是创造的。正因为本心仁体是创生的，所以人们能够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要秉持本心仁体，不被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本心。
名可秀的这堂公开课，以两个学说解决了格物学师生们的困惑，厘清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使理学平稳地完成了学派的重新定义。而格物学科分离出去也只是从知识体系上独立了，并没有影响到学子的归属，从思想价值观来讲，他们仍然是理学这个学派的弟子。
理学对学派的重新定义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他学派的学者对于理学将“格物之理”分离出去表示了赞赏，道是“重归本道”，颇有理学“改邪归正”的欣慰意思。
与格物学科独立为自然科学相比，儒学界对名可秀重新诠释的“格物致知”和创新提出的“体用不二”说有更大的关注。但是，在这一年的稷下南北论学会召开之前，名可秀并没有公开发表这两个学说。因此，儒学界对此虽有议论，但还没有掀起大的波涛。
稷下南北论学会上，名可秀发表她的中庸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转折、摒弃和变化的历程。对中庸的思考帮助她完善了“格物致知”的释义，创出了“体用不二”说，反过来，“格物致知”和“体用不二”说也促进了她对中庸的理解和运用，完成了她对儒家这个庞大思想体系的“纲”的构建。
稷下南北论学会之后，名可秀的儒宗地位得到确立，此时，她才在《理学》报上正式发表新“格物致知”论和“体用不二”说。很快就被各大有影响力的学刊、报纸转载，如《稷下学刊》、《国学论刊》、《凤凰经学报》、《西湖时报》、《大宋太学报》、《湖湘学报》、《广府学报》、《成都学报》、《大周太学报》、《凤京学报》、《关中学报》，等等。
南北儒学界齐起震动。
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直接批判了程学的“人心与道心之别只在于‘觉于理’还是‘觉于欲’”。
二程认为“只有一个心，知觉从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故要舍人心而求道心，也就是“灭私欲则天理明”，这是程学精神的核心追求。
名可秀在阐论观点时，也辩证地评价了程学的这个格物致知的释义。
从正向来讲，程学的格物致知有利于存善去恶，克制人的私欲泛滥，有利于树立道德和致中和的大道。
从负向来讲，这种致知论消减了人心的物理认知作用，增加了道德认知的任务，故致程学“重心而轻物”，“重德性之知而轻物理之知”，使认知取向转向本心之内，对于物理世界的认知则不足。若将之用于治国，则使国家拥有精神而失体魄之强，必受外力之侵。就如“儒士遇上蛮夫，任你道心强大，一拳可击倒矣！”
名可秀的这个譬喻让人失笑之余，也觉得深有道理——当然，程学不这么认为。
新学是最先跳出来支持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学与理学并没有太多矛盾。
新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派，与程学、温学的认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们同样存在着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说，则让他们耳目一清，久困于心的矛盾解决了。
因此，新学最先跳出来表态，当然，这与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关系。
二程和司马光对格物致知都有释义，名可秀的释义与之相去远矣，程学和温学自是发文反对。
但是，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名可秀的释义却是比程学的释义更清晰明确，也更容易理解；与温学对比，则兼顾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御外物”，更能让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学派的，也认为这种认知论更有益于学习。
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也使她提出的各种学说多了一顶名为“权威”的帽子。对普通的读书人来讲，争论学问那是学者们的事，他们还处在“学习、认知”的层次，谁的学问有权威，他们就信谁的，这使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在普通学子中接受面很广。
这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无疑很大。
自从学派重新定义后，理学没有了“格物之理”这个“拖后腿”的，就好比轻装上阵，如今又有儒宗的东风，其发展势头正是疾风蓬勃无可挡，欣欣向荣的前景又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学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
大宪四十年，理学成为大周第一学派。
此起，理学成为华夏南北的儒学主流。
新学、程学、温学、关学、蜀学等诸学派的地位虽有变化，但仍然各有发展，在学派的碰撞中扬弃、完善自己的学说，逐渐转向专长领域，各有鲜明特色，同样是儒学的明珠。
大宪四十八年，礼部作过一个官员学派的统计，发现近二十年来士大夫为官的学派分布颇有领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工部、军器监、司农寺、天文台等部署的官员多是出自理学；谏议官员、监法官员、廉政官员、御史台官员多是出自温学、程学二派；治政能臣、经济能臣多是出自新学、理学、蜀学这三派；政事堂宰执多是出自新学、理学二派；而政事堂首相从苏行冲起，都是擅长中庸之道的理学派出身。
这个数据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诸学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为林。”
这是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时，名可秀说的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新的理学，终于定义完成~~以后就是名氏理学，程朱理学神马的木有了
☆、伊本游记（一）
这是大宪二十三年的二月；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二月初京城的春风就有融融的暖意了。
钱塘江从正月初八以后；就又进入了繁忙的季节。随着帝国商贸的繁盛，便带来了航运业的繁盛，作为集天下物阜的京城，又依着钱塘江这等连通江河与海路的水利条件；航运自然是更加繁盛，每年都是过年的那段日子才会清减一些。
京城设在钱塘江的港口共有四个；其中名为永兴的港口是出海港，进出的船队规模最为壮观气派，尤其是远航三个大洋的船舰，至少也得是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的海舶，像“神舟”这种载重达一千一百吨的两万料巨舶已经不算是稀有的罕见货了；而一万料的海舶则是海商船队的主要配置，属于十分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