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第64章

“电话门”的一审几乎和中国足球的扫黑高潮一起到来，2009年12月14日，那不勒斯当地法院对11名参与2006年意大利足球丑闻的嫌疑犯作出第一次审判，其中前尤文图斯管理者吉拉乌多等4人被判监禁。吉拉乌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两名裁判拉内塞以及冬达里尼被判入狱两年，另外一名叫皮耶里的裁判被判入狱两年零4个月，其他7名涉案人员被判无罪。“电话门”事件的影响改变了意甲联赛。
而在2009年11月掀起的欧州足坛大调查中，来自德国媒体、警方的消息格外骇人。位于波鸿的联邦检察院向外界宣布，赌博集团在2009年总共操控了超过200场在欧洲举行的各级别联赛，欧足联的代表利马赫则表示，“这是足球史上最大的丑闻。”
据《图片报》的报道，此次“假球丑闻”涉及了9个国家，德国是风暴中心，发生在德国的32场涉案比赛包括4场乙级联赛，3场丙级联赛，18场丁级联赛，5场第5级联赛，以及2场U19级别的青年比赛。至于德国之外的那些涉案比赛，其中竟然包括了至少3场欧冠联赛，2场欧洲联赛，此外还有1场U21欧锦赛的预选赛。
在短短的几周内，欧盟警察进行了超过50次搜查，总共有17名涉案人员遭到逮捕。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欧元，涉案人员则超过了200名。来自波鸿的检察官巴赫曼表示：“和70年代那次一样，球员和教练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裁判和俱乐部官员紧跟其后。”
被透露的细节令人为之一震，《图片报》独家曝光了其中8场球的细节，包括了球员收取黑钱和比赛相关赌资的数额。比赛遍布瑞士、比利时、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等各国的联赛，而且都是在2009年内举行的。显然，这些都是其中最低微的场次，涉及到的金额最高的才不到15万欧元。
然而，风波就像滚雪球。12月初，大约有300名西班牙球员涉嫌参与控制比赛，西班牙警方由此展开了调查。《马卡报》透露正在接受调查的7名球员姓名，其中包括正在西甲传统强队萨拉戈萨队效力的门将洛佩兹·瓦莱吉奥。
来自东欧的情况比其他地区更加严峻，2009年11月13日，一名俄罗斯裁判自杀，成为了欧洲足坛再次关往的中心。在10月25日拉莫斯执教的莫斯科中央陆军主场1比3负FC于莫斯科队的比赛中，担任主裁的卡尤莫夫引起了巨大争议。最近卡尤莫夫被莫斯科警察传讯并被拘留，背后涉及赌球及被收买，目前俄罗斯足协已经展开调查。据悉，13日卡尤莫夫站在莫斯科市区一所公寓7楼的窗台上，神态萎靡，所幸发现及时，最终才营救成功。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他有“精神问题”。
当然，只要涉及到可能的“操纵”，不仅仅是比赛可以调查。2006年，老雷德克纳普执教南安普顿时，博彩公司就为他即将跳槽朴茨茅斯开出了赔率，结果他真的转投朴茨茅斯。为了调查他是否在其中涉嫌“作弊”，足总和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雷氏接受了询问后，此事不了了之。
欧洲足坛的行动还未结束，这跟中国足球在进程上是一样的，但并不意味着路线图一致，假赌黑是足球的毒瘤，但有区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欧洲足坛是一个正常的人长了一个肿瘤，而中国足坛是一个肿瘤上长着一个人。欧洲足坛要在已形成的法律基础上打假扫黑，而中国足球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假赌黑，这，任重而道远。
但是，它不是不可完成的，相反，在权力相当集中的中国，它反而有非常大的优势，如果我们不仅仅从道德层面，而从经济和人性角度切入，会发现它的路线图似乎非常清晰。因为，足球博彩本身并无过错，在赌博几乎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之一的前提下，我们怎样去疏导和利用，成为当下一个有趣的话题。
》》》道德，是最后的煎熬
事实上，从荀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
2009年7月，48岁的曹淑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对这个湖南湘潭一个普通家庭的女主人来说，是一段梦魇一般的生活。丈夫和女儿卧病在床，家门口和楼道里贴满了追债的恐吓信，儿子一直沉溺于网络赌球，欠下了200万巨款，早已流亡在外。她刚刚从电视里看到了湖南最大的网络赌球案告破的新闻，她很想知道，那些事情会不会结束？她的儿子会不会回来？
现在，随便上网站查一查，你会发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当然，中国同样也在每天发生着别的故事，比如说，有人在股市里赔掉了全部的家产和积蓄。但是，我们得注意到，前面一个故事里充满着一种对罪恶的控诉，对道德的谴责，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人们更愿意发出感慨，那是运气在作祟。但是，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你把全部的钱投在一支股票的涨跌上，和把这些钱投在一场足球比赛的胜负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所谓道德，往往就是传统意识和社会认同在左右着心理转换的方向。1987年6月，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中国要发行彩票了？”世界舆论充满着好奇和期待。在时任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的荀贵忠的回忆中，为了缓和影响，中央把第一个搞试点的任务交给了河北省。但轩然大波仍然不可避免，有人认为彩票是封建腐朽的东西，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功利之风，有人认为这纯粹就是赌博，为了保险起见，荀贵忠他们甚至没敢叫彩票，最后决定叫“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事情进展神速，半个月后，7月27日10时30分，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如果不算两千多年前，汉代张良为筹募军粮和修筑长城首创的“白鸽票”，这肯定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张彩票。
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容易弄清楚彩票、博彩和赌博之间的关系。通俗点说，彩票统一由国家机构或委托机构发行，除了彩民的返奖部分，比如中国体育彩票的返奖率为65％，其他大部分将用于社会福利、公共场馆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博彩可以说是赌博的书面用语，虽然国外博彩集团也经常赞助公益、慈善事业，但一方面属于非国家机构，另一方面除了税收，也没有相关法律限制其收益用途。至于赌博，习惯上人们一定会浮现出某种景象，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一群人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忘乎所以地摇着骰子，声嘶力竭地喊着“大”“小”。但是，理论上说，这三者其实都是在“赌”，只不过，彩票是国家在“坐庄”的赌局，65％的返奖率，意味着有35％的彩金是用于财政和公益事业，如果这部分小到只有10％，甚至1％，那是不是就算是博彩或者赌博了？
道德的底线到底是百分之几？有时候，道德就像一件外衣，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加。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曾经是一个罪该万死的词汇。1982年的某个深夜，温州柳市镇上8个做线圈、做电机的小生意人，突然奔走相告逃往他乡，可就是这个当时闻名全国的“温州八大王”；20年后，却成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英雄人物。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捉摸。事实上，从苟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湖南湘潭那个出事前还在打听中国能否开放博彩的地下赌博集团老板，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物，中国最大的赌博网站“新宝”和“新宝盈”，换了在英国，也相当于威廉·希尔或易胜博，他们的老板，没事也能上什么财富榜上坐坐。
》》》中国，大中华文化圈包围的“博彩孤岛”
在教育官员廉洁与禁止官员出境以防止腐败之间，似乎后者才是一种形而上的牵强逻辑。再比如说，男人好色，是不是应该减少女人，或者不允许女人出门上街呢？
禁赌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的基础伦常，但在如今的大中华文化圈，博彩己是公认的无烟产业，甚至被认为是扭转当地产业低迷，提升民众福祉的关键。可是从“禁赌”到“开赌”的挣扎，甚至比当年开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