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书》第1章

作者：（宋）苏洵
译者的话
《权书》为苏洵所作。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少年时期不好读书，喜爱游历，自言“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从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二十七岁“始大发愤，谢其素所住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以后他曾几次应进士、茂才异等科考试，皆不中，因而尽焚以往所写文章，更加刻苦攻读。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回书说：“由是，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韩愈）“及其他圣人贤人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并且决心放弃通过考试求官的人生道路，专心于学术研究，他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蜀中名蜚遐迩的学者和散文家。当时的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张方平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雅安县）雷简大都盛赞其文，张方平力劝他进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并致书翰林学士欧阳修，进行推荐；雷简夫也致书欧阳修和韩琦大力推荐。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来到汴京，拜见了欧阳修。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大加激赏，并将其中二十二篇（《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献于朝廷。消息传出，士人争相传诵，模仿其文，一时名动京师，使当时文风为之一变。
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苏洵妻程氏病逝，父子三人便仓皇返回家乡。次年（公元　1058　年）朝廷诏试舍人院，苏洵托辞有病，不去应试。由于朝廷的再一催促，苏洵不得不在嘉祐四年（公元　1059　年）十月，再次携二子入京。他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说：“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阙（服丧期满），亦不可不与之俱东。”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二月到了京师，经宰相韩琦推荐，授秘收省校书郎（从九品）；一年后，改任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省）主薄（亦从九品），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九月书成，翌年病逝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除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之外，平生未曾深涉仕途。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他是对现实冷漠的人，实际他是一位极其关心国家命运、留意政治的人。虽然一生潦倒，但他不在求仙拜佛中自我麻醉，也不做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甚至也不像周敦颐、邵雍那样津津于天理人性的说教；他的一生著述，以策论、史论、兵法为主题，以切合实用为目标，字里行问都寄托着他的人生追求，希望当政者能“深晓其义施之于今”（《上韩枢密书》），从而对政治有所革新，使国家走上富强。这就是他的抱负和理想。
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其论义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这可谓是知人知言之论。但像欧阳修这等有知人之明者能有几人？那些权贵们，虽然也爱其文，却不乐其义，这就是苏洵在当时虽然文名大盛，却仍然仕途失意的原因；遂使他终其一生在政治上无甚作为。
《权书》不仅在苏洵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论说兵法和权谋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集治道、兵法、史论为一体，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内容。全书十篇之中，有不少迥异于古人、超绝于时俗的崭新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智慧的光辉。
比如在书前小序中，一开头的言词就表现出他与世俗之儒的不同：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是不谈论兵法的，因为仁爱正义的军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
假如仁爱正义的军队果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大公的计划谋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战斗，然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世俗之儒者所断不敢言。其他像《心术篇》中提出，“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发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因而要想让士兵保持不懈的斗志，就应当使他们在胸中经常聚积着对敌人的愤怒，这就是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士兵仍不厌倦的原因。
在《孙武篇》中，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将孙武与吴起作了比较，指出：孙武的书“语言精炼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论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带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最后遭到了失败的结局；而吴起的书虽然还不及孙武，但他却是一位常胜将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书上的理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况那些只会背诵《孙子兵法》教条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带兵打仗呢？
又如，他在《六国篇》中说，“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又说：“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比当年的六国又差得更远了。”在《项籍篇》中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又说：“我从钜鹿之战中就看出项籍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曾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等等。
像这些观点，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看，确实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如果当政者能够认真对待，就会有振聋发喷之效，收大开茅塞之功。但当时的现实却是理学方兴、政治保守、对敌妥协、但求苟安。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洵的这种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统治者青睐的，何况他有些文章确有借题发挥、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嫌疑呢！所以，苏洵一生不得志，以势而论，也在必然之中，仅就《权书》来看，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此外，像《法制》《强弱》《攻守》等篇对具体战略战术的论述，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应为学习、研究兵法和谋略的人所重视。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将他比做荀子，张方平则将他比做贾谊，评价极高。其文不重雕饰、风格朴实、语言简劲、内容丰盈、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其中有些名篇，如《权书》中的《六国》等，堪称千古文章之楷模，由宋以后，为历代文人学士所传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苏洵的著作包括《权书》在内，也是应当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权书》向无单行本；苏洵的一生著述，大多收集在《嘉祐集》中，《权书》即其中之一种。关于《嘉祐集》，宋时已有不同版本。曾巩作《苏洵墓志》说有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有集十五卷，徐乾学家传是楼藏本十五卷。
曾巩、晁公武、陈振孙所说的本子今不可见。《四库全书》集部所录《嘉祐集》十六卷，是以徐氏本为主，以清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泓翻刻本十六卷互相参订，正其伪脱而成；又附录二卷为沈斐所辑（《四库全书》经部录《苏评隈子》，二卷，属后人伪托：史部录《谥法》四卷，为苏洵所著）。此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嘉祐集》，除了徐氏本和邵氏本之外，尚有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凌蒙初刊朱墨本十三卷，清康熙年间蔡示英刊本十六卷、附录二卷，道光年间眉州三苏祠刻本二十卷。以上各本中均有《权书》。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误译之处一定不少，恳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