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57章

个军那个军，全都齐刷刷地灰飞烟灭，中华历史也就郑重地走向了唐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元朝，留下的只是文天祥他们英勇拒降的故事。
这么一段历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选出来作为主角，确实会越想越不是味道：怎么周边的力量都与自己过不去？但是，如果从宏观的中华历史来看，其他各方也同样是主角，每一个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场系统，构成了一重重诡谲不定的旋涡，根本无法受制于同一个价值坐标。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过不少自以为颇有韬略的坏事，像“联金灭辽”、“联蒙灭金”之类，不仅使乱局更乱，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伦理的底线，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这么一想，我们在谈论宋朝的时候，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充满失败感和屈辱感了。
在热闹的中华大家庭里，成败荣辱驳杂交错，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无所谓绝对意义上的成败荣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气包一样不断地血泪控诉、咬牙自励，反而令人疑惑。浩荡的历史进程容不得太多的单向情感，复杂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断。秋风起了，不要把最后飘落的枫叶当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场春雨当做仇敌。
历史自有正义，但它存在于一些更宏观、更基本的命题上，大多与朝廷的兴衰关系不大。
三
蒙古族的马蹄使得原来一直在互相较劲的西辽、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败，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是不是这样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会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积累型的，有可能长期延续。
两相比较，朝廷的存灭实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文人那么固执，至今还牢牢捧着宫廷史官的职业话语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当做历史的命脉，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实的文明生态。
宋代，最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文明生态。
一提它的文明生态，它完全改变了形象，立即成了一个繁荣、富庶、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稳坐在中国历史的高位上蔼然微笑。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这是宋代？
不错，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态，首先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上。我本人由于很多年前写作《中国戏剧史》，花费不少时间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较仔细地阅读过《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时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时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两座都城的惊人景象。本来唐代的长安城已经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所在了，而汴京和临安的商市比之于长安又大大超越了。
长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闭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则完全是开放式的了。手工行业也比长安多了四倍左右，鳞次栉比地延伸为一种摩肩接踵式的热闹。这一点，我们从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种热闹，在唐代的长安城里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到夜间就闭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却完全没有这种限制，不少店铺的夜市一直开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开起了早市。
这样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种畸形的虚假繁荣呢？并不。
都城以数量巨大的全国市镇作为基座，在北宋时，全国的市镇总量已接近两千。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头脚步还是会聚了大地的真实。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当时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差不多达到了六十亿至七十亿美元。可以断言，宋代的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
作为城市后方的农村，情况如何？宋代无疑是中国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水稻种植面积比唐代扩大了一倍，种植技术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带的水稻亩产量已达到八九百斤。此外，蚕桑丝织进入了专业化生产阶段，产量和质量都突飞猛进。
由于农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在宋代进入一亿大关。
至于科技，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峰巅。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进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针用于航海，把火药用于战争，都是宋代发生的事。这些技术都相继传到西方，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梦溪笔谈》、秦九韶的《数书九章》、苏颂的《新仪象法要》、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慈的《洗冤集录》等，各门学科都出现了一种认真研究的专业气氛。
说到这里我需要提供一个时间概念。宋代历时三百二十年，这期间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纪的漫漫荒路中，只有意大利佛罗伦萨那几条由鹅卵石铺成的深巷间，开始出现一点市民社会的清风。在南宋王朝最终结束的那一年，被称做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的但丁，才十四岁。直到一百七十年后，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大师达·芬奇才出生。由文艺复兴所引发的欧洲社会大发展，更是以后的事了。
可见，宋代的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实在堪称独步。
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说。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苏东坡、朱熹、陆游、辛弃疾、郭熙、梁楷来说事，而要特别指出宋代所开拓的一个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开始就想用大批文官来取代武将，为的是防止再出现五代十国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大批文官从哪里来？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的平民寒士中挑选。为了让平民寒士具备考试资格，又随之在全国广办公私教育，为科举制度开辟人才基础。
按照这个逻辑层层展开，全国的文化资源获得空前的开发，文化空间获得极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气氛也立即变得浓郁起来。
所幸的是，这个逻辑还在一步步延伸：为了让文官拥有足够的尊严来执掌行政，不在气势上输于那些曾经战功卓著的武将，朝廷给了文官极高的待遇。有的史学家认真研究过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劳标准，结果吓了一跳，认为其标准之高在中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不仅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之初还立誓不杀士大夫和议论国事者，也就是保护有异见的知识分子。这项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后的宋高宗赵构统治时才被触犯。但总的说来，宋代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请看，文官政治的逻辑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结果就必然如此。退出的不仅是武将、贵族，而且是以前种种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文化就有可能在权力结构中显现自己的魅力了。本来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结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这种互相利用，最后的赢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诚实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样只把文化当做一种装扮。
平心而论，在中国古代，一切官员都会有一点谈论经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会有一点建功立业、修齐治平的雄心。因此，要制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选一批谏官、谋士、史笔、文侍也不困难。难的是，能不能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灵魂来问鼎最有权力的官僚机器？历来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如果没有当政，他们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们取得了一代宗师的地位，但是，他们又先后担任了朝廷的最高级别行政首脑。两种顶级高端的对接，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
我曾经花费不少时间钻研这些文化大师当政后的各种政见，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斗争，但后来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是谁。
这正像几位哲人在山巅舞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剑术，而是他们是哲人，他们在山巅。是谁把他们找出来的，又安排到了山巅？
看上去是皇帝，其实背景要大得多。既然认认真真地实施了文官政治，那么，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来的官场弊端和社会痼疾能不能进一步消除？这个问题也必须交给文官自己来回答。回答得好不好，决定着中国以后的统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