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68章

这中间事情很多。例如要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白话文语法，要规范读音和字形，要创造一些与现代交流有关的新字新词，又要把这一切与中国传统语文接轨。这些事，全由一些文人在艰苦摸索。他们没有什么行政权力，只能用各种“建议文本”让人们选择和讨论。这个过程那么斯文又那么有效，证明中华文化还有能力面对自身的巨大变革。
其实，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传统语文的当代化还遇到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减少古代文本的异读，如何进一步汲取当代生活用语、世界各华人圈的不同习惯用语、被公众化了的文学创作用语、被重新唤醒的各地方言用语等。好在，有过一百年前推广白话文的成功经验，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探索中推进。那种以“语文判官”的形象来阻止这一过程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总之，由于破读了甲骨文和推广了白话文，有效增强了中华文化对于古代和未来的双重自信，这两件事从两端疏浚了中华文化的千古经脉，因此我要给予高度评价。
除了这两件大事外，也有一些人物值得关注。
作家，整体水平较低。相比之下，鲁迅不错，因为他最早用小说触及国民性，是一种国际观照，宏大而沉痛。可惜，他的小说写得太少了。此外，沈从文在对乡土和生命关系的描写上，表现出了比较纯净的文学性。
公众知识分子，可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他们宏观地研究了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异同，写了不少重要著作，具有启蒙意义。并且，他们又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不习惯的方式到处传播。可惜，这种秉承宏观大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还是太少。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家化的存在，放弃了在公众领域的精神责任。他们四位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家。除了他们，我认为还有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那就是王国维和陈寅恪。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我对张謇投以特别的尊敬。他是清光绪状元，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却又全方位地创建从教育到实业的一系列近代文明。他所创建的实业，横跨纺织、轮船、铁路、垦牧、冶金、电灯、石粉、盐务等多种门类，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他完全摒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尚空论、尚复古、尚艰涩、尚激愤、尚孤雅的顽疾，把家乡南通当做一片试验田，切实地展示了一条将国际化和中国化融为一体的可行之路。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在文化更新的意义上，非同小可。
与他相比，周围知识分子中哪怕是最正经、最用功的那些人，也还是在忙着诠释、校订、训诂，而几乎没有像样的创建。即便是比较出名的那几位，也没有一个观念、一个结论、一个警句，被人们记得，并稍稍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整体无效状态，实在让人喟叹。
中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还是在扮演。例如，不少沉溺“国学”极深的人，可以在国运危殆之时轻易弃“国”，成为汉奸，像罗振玉、郑孝胥、周作人、梁鸿志、胡兰成等等都是如此。后来，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斗士”，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直到今天，不少在传媒上最具攻击性的文人仍然喜欢“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后矛盾。这种情况，在国际知识界很难找到可类比的群体，当然，也严重贬低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证明，有两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症候，塑造了负面的集体人格。一为科举症候群，二为小人症候群。它们都是正面文化的连带物，很难彻底割断，因此一直影响到现代，成为中国文化的障碍，中国文脉的天敌。因此，我不能不用《十万进士》、《大地小人》两篇长文来细加论述，作为本书的结束。
第二十二章　十万进士
一
一条大河，一直与一片厚厚的云层相伴随。
大河应该感谢云层：长久掩荫，定期下雨，使之永不干涸。
但是，大河也有可能产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云影，不知道在你的云影之外是否还有更辽阔的天宇？
——这是一种比喻。大河，比喻中国文化；云层，比喻科举制度。
自从建立科举，中国文化就与它大规模地亲密往来，后来它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多少文人向它奔去，再也没有回来；多少文人终于返回，魂魄还在考场；多少笔墨受它熏陶，变成强大遗传……
学术界在研究文化传承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目光集中投向学说、学派、潮流、人物。其实，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确立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个大国的行政力量就会转化成空间力量、时间力量和社会心理力量，使文化传承成为铁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企图成为制度的文化主张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很少。第一项，应该是秦始皇定下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制度：“书同文。”汉武帝也想建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但他毕生戎马倥偬，缺少实际执行的可能，结果只是成了一种倡导而已。真正成为一种庞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国、行之千年的，便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人类奇迹。世界上那么多伟大的古文明为什么都一一灭亡？除了历史教科书中说的那些原因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原因：辽阔的领土缺少大量管理者。在一代开国雄主萎谢之后，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对此，中国居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从公元六世纪末开创的科举制度，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各级官吏，时间、地点、程序、内容、法禁都严格规定，居然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这在宏观上创造了两大正面效果：第一，中国虽大，却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批官吏资源管理各方，使中华文明始终未因彻底失序而溃散；第二，普及了一种“以文取仕”的全民共识，而范围又没有太多限制，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崇尚文化的气氛。
当然，负面效果也是巨大的。例如，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成了官场的附庸，两者密不可分。结果，文化的创新能力、批判能力、哲思能力、美学能力被大幅度取消。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文人中造就了一种“科举人格”，习惯于忍耐、苦熬、投机、巴结、矫情，满口道义却远离道义，你死我活却貌似斯文，等等。
中国千余年的文风、文气、文脉，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科举制度所左右。影响之深，可谓深入骨髓，于今未消。
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万不可躲过科举制度。
二
让我们先回到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那几年。
在那儿，一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一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出于何人之口？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
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
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但是，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账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谕，废除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