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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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称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不满足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存在合理的价值选择，不存在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把一切不满上升到官方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天天都在嫉恨。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缺少透彻的思维，独立的坚守，无私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落，两头都不诚实。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前不久还是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之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授官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道义，也无所谓文化良知。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在政治和文化之间骑墙的中国文人，特别擅长把一切文化行为纳入政治架构。一会儿作政治批斗，一会儿作政治表演，而等到真的政治风暴来临，他们大多集体隐身，或变节为奸。因此，所谓“骑墙”，总是一脚苍白，一脚混乱。
其三，矫情倾向。
既然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的全部荣誉，于是所有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和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
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在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无奈中也渐渐滋生出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地轻视亲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大多由此而生。
不知道当年书生中，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令新科进士们惊讶的是，其中很多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她们只是因为性别，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那个题目，你是怎么起、承、转、合的？”妓女询问，新科进士敷衍了事地作了回答。
妓女听了一笑，说：“起得尚可，承得拙了，转得不错，合得乏力。”进士一听，大惊失色。他人格的最后支撑点，倒塌在他以为没有支撑点的女子面前。
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比照。
六
纵观历史，对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和整治，大致可分为两大截：唐宋为良性整治阶段，明清为恶性整治阶段。这说起来太复杂，我本想避开，但后来一想，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具有跨越时代的参考价值，还是说一说吧。
直到今天，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还是会遇到一系列麻烦，而很多麻烦是古今相通的。因此，我想带着读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头脑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和诸多考官的立场上，看看他们在执掌科举制度时，究竟遇到过哪些逃不开的麻烦。然后，再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有没有排解的办法。
当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
粗粗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性。但是考试的纯净性远不是选拔的准确性。如果选拔不准确，考试的纯净性又有什么意义？
应考者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状态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又是什么？这比书面答卷更为重要，需要靠别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来陈述。因此在唐代，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离长安赴洛阳主持科举考试，临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饯送。太学博士吴武陵在席间向崔郾推荐杜牧，而且当场朗读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崔郾听了也大为赞赏，吴武陵就直截了当地说：“那就请您让他做头名状元吧。”崔郾也不隐瞒，说：“头名状元已经有人了。”一问下来，不仅头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兴，他当即在席间宣布：“刚才太学博士吴武陵先生送来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锴主持科举考试，他平日在当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绹，于是在一次上朝时便问令狐绹：“您的朋友中谁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及第。连李商隐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为令狐绹推荐，就把这一事实写在《与陶进士书》中。
这两件事，现在说起来实在有点要不得。有趣的是，当时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可以朗声推举，可以坦然磋商，可以当众宣布，可以详细记述。但如果不是这样，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写过《阿房宫赋》，就不会对李商隐的名字产生特别的注意了。好在我们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道没有任何一种考试能把他们那样美丽的才华考出来，因此谁都愿意站出来推荐他们。这种推荐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说，与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宁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事实上，那种拒绝试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凭试卷决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来应考的人成千上万，试卷如洪流翻滚，阅卷人能够仔细品鉴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阅卷人都上了年岁，时间赶得又那么紧，看不了多久就会陷于疲惫和麻木，不会从他们眼里漏掉一个人才的说法，只是骗骗局外人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连考官和阅卷人也极想知道一些推荐信息，使他们在试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点审读对象。
对此，在这方面有深刻体验的柳宗元说得最好。他认为朝廷取士，不妨让考官们在阅卷前对出色的应试者有所闻，即所谓“先声”：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惟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