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59章

土地仍是中国的。但是如果兵饿死了，日本人就要把土地拿走”）。军队吃空了农村的粮食；没有从有余粮的地区运进粮食来；不顾人民吃饭的需要。我发现军队所征的税往往等于一年的收成，有的地方还要更高，农民不得不出卖耕畜、工具、家具，以现款作抵。此外，军队在行军中由农民供给饲料；有一个地方官员说到他辖下的农民时说，“我明知道他们自己已在吃草，无法叫他们把粮食喂军队的牲口。”在有些部队里，库有余粮，军官们黑市盈利，却由传教士和好心的地方官员又从黑市里收购回来救济饥民。
我在灾区最后一个星期里集中精力在统计数字上。我的最接近精确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饿死或快要饿死——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但是数字这么大就成了统计，因此很容易遗忘。我的最清晰的记忆，是一天傍晚我们策马巡视时看到两个人躺在田里哭泣的景象。这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里互相搂抱着，倚偎取暖。我知道他们是要死的，而且我也无法停下来。
我急于要从灾区发出消息，因此我在回程途中遇到第一个电报站——洛阳——就马上拍了电报。按照规定，这封电报应该发回到重庆去送检，那么肯定就会被扣下了。但是那封电报却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局直接从洛阳发到了纽约。因此，当这条消息传开来时，它也就在《时代》周刊——这家杂志是美国最支持中国的一家杂志——炸开了。蒋介石夫人当时在美国，这条消息使她大为生气。她要求我的老板卢斯开除我，不过他没有同意。
在重庆，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检查，也有些官员指责我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人合谋把我的电报偷发出去。我化了五天时间才见到蒋介石，而且是靠孙中山博士的德高望重的遗孀，她是蒋介石夫人的姊姊。是她坚持要那个独裁者接见我，为了要鼓励我，这位秀丽优雅的夫人写信给我道，“……象你向我报告情况时那样坦率无畏地向他报告情况。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的话，就不要畏缩。”
蒋介石坐在他黑黝黝的办公室里的高背椅上，因为他的爱多管闲事的姨子硬要他接见我，带着很明显的厌恶神情，听着我讲话。我谈到死人，谈到捐税，谈到勒索。看来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想突破缺口，把人吃人的事告诉他。他说中国不可能发生人吃人的事。我说我看到过路上狗吃人。他说，这不可能。但是这时我却把他将住了。因为我事先请哈里逊·福尔曼同我一起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把他的饥荒照片带来。他的照片清楚地表明野狗站在扒出土来的尸体上。总司令的膝盖开始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孪。他拿出拍纸簿和毛笔，开始做笔记。他要我们提供一些官员的名字；接着要我们再提供一些名字；他要我们提一份全面报告给他，不要漏下什么名字。他口气平板地说，好象在对自己说明一个事实，他说他已经告诉过军队要同人民分着吃。接着他向我们表示感谢，还对我说，我是比“我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一个调查员。这样我就给送了出来。
据我所知，人头确是落了地，以洛阳电报局里的不幸的人开始，因为他们让河南死人的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人命却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拯救的。
马清槐/董乐山
《当代中国戏剧》
《当代中国戏剧》
法国书籍复兴社在1978年出版了罗歇·霍华德的《当代中国戏剧》。书中谈到各个剧种，如京剧、地方戏、话剧、杂技、皮影、相声、杂耍、儿童剧、巴蕾和歌剧等。作者追忆了演出实况，以及剧团的组织、流动剧团、剧场和观众情况，最后分析了当代中国戏剧的特征。有一章叙述了1949—1965年的戏剧创作，还有一章专门探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状况，结尾对将来的发展趋势作了推测。
这本书不仅介绍了基础知识，而且也表明了对当代中国戏剧的看法。
梅
短简
《读书》第一期接到了。目力不济，只能大略翻看。文章大多说实在话，滥调极少，总叫人多少有所得。版面安排非常好，使人舒适。封面的设计，各页的错综布置，还有题头与相片的配合，几乎色色俱佳。听说这都是丁聪同志的心思，不知道确否。假如确的，我向他致意，非常钦佩。
叶圣陶五月十一日
……
头一眼看到封面的设计和刊物的编排，清新可喜，就被吸引住。这不是客套，是老实话。过去很少见到大32开的刊物。未见《读书》时，颇为你们担心。现在看到了觉得在编排方面是个创新，为目下一般刊物所罕见。不仅新颖、活泼，而且朴实、大方。至于内容方面，最大特点，也是最可喜的地方，就在于言之有物，丰富多采，没有套语，没有肤词。
……
如果要我提点建议，我觉得根据《读书》这刊物的特性，似可多发表一点引导青年如何读书，以及读书的心得笔记之类。目前，青年读书风气已扭转，但怎样读书还不大了了。有的取猎奇态度，有的取实用态度，有的取游戏态度。读书态度、读书方法是个问题，十多年来也被“四人帮”搞乱搞坏了。谈读书我觉得应是《读书》杂志的“专利权”，责无旁贷。这方面这一期似还不够。
……
上次您来沪向我约稿，因最近工作忙乱，一直静不下心来。但我也曾在晚上休息时想过写一点谈读书和读书心得之类的短文，拟出了近十个题目。……这次读了你们的刊物，给我很大鞭策，我很愿以自己的微力贡献这个杂志，因为我很喜爱它。
王元化五月七日
《读书》拜收，读后至感欣喜！也确实做到没有八股气，丰富而且都言之有物。编排印刷，精巧大方，看出你们一丝不苟，花过很大功夫。朋友们看见的都说好，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本很可爱的刊物。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贺。此外，我个人有点小建议：倘能选刊一些诸如版画之类的插绘，或者某些文题上偶然适当地配上一些雅致的版头，则在版面上可能更显多彩，不知你们以为然否？
我近日正着手搜集资料，打算遵嘱写点有关《良友画报》的东西。但这类过时古董，又怕不一定符合今天读者的口味，特再听听你的意见。好在《读书》第一期已出版，内容可资借鉴，给你们另写些什么，也有线索可循，心里似乎“有数”一点。
……
马国亮五月十一日
读了第一期的《读书无禁区》，有一点感想：就一般青年来说，读书应当有指导，如果毫无禁忌，行么？
对不对，请你们考虑。
还希望这个杂志再杂些。
张孝惠五月十日
读者·作者·编者
叶圣陶/王元化/马国亮/张孝惠
从《稿约》想到的
从《稿约》想到的，
《读书》第一期《稿约》中说：“编者对来稿如有修改意见，当提请作者考虑。如作者不同意修改，编者当尊重作者意见，可以不加修改。”这话是可贵的。
可贵之一是不替作者改稿。有位朋友曾讲过老舍解放前的一件轶事：在某篇文稿旁，老舍写道，“改我一字，男盗女娼。”不知道这事的确实性如何，但编者任意改稿，的确叫作者头痛。有的文稿，被编者改得面目全非，印出来却还是作者的署名，叫人哭笑不得。
可贵之二是虚心地向作者贡献意见。十全十美的作品是没有的，作者察觉不到作品的缺点也是常事。但是如果由编辑代改，因为各人的文思、文风不同，即使改得对，也是嫁接的花，和原本总有不同。再者，无论何人之作统统都由编辑代改，结果必然是所有的文章都失去了原有的意思和风格。实在不如象《读书》这样提请作者自改，既可收切磋琢磨之效，又可保持作者原有的风格。
可贵之三是不改也可以发表。文章来自生活而生活从不休止，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的脉搏。但是有些编辑习惯用自己的尺度作为衡量新作的框框，“建议”作者照改，不改则不用，这样就会妨碍新作的发表。如果作品不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不到发表的水平，那当然无话可说；如果仅仅因为观点不同于编辑，便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岂不造成“冤案”？你编辑有不同观点，可以写评论，可以进行讨论嘛！
但最可贵的还是《读书》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