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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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核交锋，就苏联方面来说，在发动之前根本没有装装样子同其附庸盟国协商，更不用说同它自己的各加盟共和国协商了。结果这次核交锋却成了引起郁积未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导火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苏联的武力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挫折；它强迫自己的附庸国到非洲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可是又不让他们在本国国内享有民族自由；中国向中亚国家以及西方向欧洲卫星国表示愿意提供外来援助；现在又增加了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认识到俄国很可能已经发动了一场核战争，他们若不立即脱离俄国的控制就可能都陷进去。这种反抗情绪的爆发在东方来得较快也较猛烈，在欧洲则较婉转曲折但却更具有决定意义。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首先开始行动，他们促使当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和不承担义务的宣言。驻阿拉木图的苏军司令准备进攻现由当地警察和民兵守卫的苏维埃大楼，但是他不习惯于在当地果断行事，因而请求莫斯科给予指示和授权。而克里姆林宫当时正忙于准备核战争，并且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而陷于分裂，顾不得给予答复，于是失去了战机。兴高采烈的群众涌向街头，举着宣布同俄罗斯人民友好和要求俄罗斯军队和平地撤回他们自己国家的横幅标语。中国的威胁看来比本地的“骚乱”更加危险，因此这位将军就带着他的大部分驻军前往增援边境去了。
在同中国或伊朗交界的其他共和国，由于边界上的军事活动牵制着苏联军队使其不能投入国内保安工作，宣布独立的行动同样取得了成功。但是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没有这一有利条件，驻塔什干的苏联军队对民族主义领导人采取了血腥的报复，暂时阻止了争取独立的运动。在这同时，在西边发生了更严重的麻烦，它最终给了苏联统治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致命的一击。
明斯克的毁灭加速了苏联西部边境地区事态的发展。明斯克是一个选得很好的目标，是从理论上说来具有自治地位的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它西近波兰，又是乌克兰的北邻。波兰和乌克兰都迅速得出了必要的结论：除非它们采取步骤改变历史的进程，否则下一次就可能轮到它们了。波兰国防当局动用了秘密联系途径，指示所有的波兰部队坚守自己的阵地，抵制任何（再重复一遍，是“任何”）其他调令，并且抵抗任何方面对阵地的袭击。同时，他们同地下组织进行了联系，并布置后者通过其秘密电台向伦敦发出急电，报告波兰当局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并且要求盟军将不进攻波兰部队阵地。波兰政府收到了令人鼓舞的肯定的答复，于是悄悄地起草了一份波兰退出华沙条约的宣言。
但是，真正决定性的打击却来自一个意料不到的方面。苏联的政策一向是费尽心机镇压或者安抚乌克兰方面任何独立思想的征兆。乌克兰对苏联的粮食供应贡献巨大，它地处苏联面对西方并同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接壤的地区的前线，它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这一切都使它成了苏联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966年，在基辅开庭审判了一批鼓吹脱离苏联的人，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了镇压。但镇压只是把这种情绪引向了更有力量的地下活动的渠道。乌克兰人民族主义情绪的现代代表人物懂得革命只有从最高层开始才能成功的道理。他们决心利用乌克兰居民尚存的唯一的一项重要的自由权利——个别的乌克兰人有机会在苏联的中央机构中取得有实权的地位。有好几位将军就很得志；现在民族主义者最得人望的代表人物就竟然披着秘密警察这样一种人们想不到的伪装。
瓦西里·杜格连科1960年从基辅警察学院毕业之后，就由赫鲁晓夫的一些乌克兰老朋友推荐给赫鲁晓夫，被调到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由于他当时职位还低，所以他平安渡过了赫鲁晓夫倒台这一关，以后又沿着权势的危梯爬上了专门负责克里姆林宫安全保卫工作的副头头的高位。他同乌克兰共产党里民族主义者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自然还把好些乌克兰同胞安插在克格勃内、特别是负责克里姆林宫安全事务的那一部门内担任适当的职务。
因此，一套强有力的班子已经准备妥当，明斯克的核爆炸为使用这套班子提供了机会，也造成了使用它的必要性。杜格连科和他在乌克兰党组织的朋友们不希望参加俄罗斯毁灭的最后一幕的演出。虽然他们模糊地知道波兰即将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们对于局限于乌克兰的分离运动前途感到没有把握。必须对苏联体制的中央堡垒发起进攻。
在中央，他们可以联合“鸽派”集团。随着从东方和西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鸽派”集团的影响甚至在武装部队当局的某些机构中也扩大了。为使政变安然渡过危险的最初几个小时，在武装部队当局争取到一些朋友是至关重要的。
军队里的这个集团甚至在伯明翰受到核袭击之前就断定，核战争既不能使苏联实现其在西方的目的，也不能恢复东方的秩序。如果有意识地把一些部队调回俄罗斯的心脏地带，将来建立一套有条不紊的统治体系的希望倒会更大些，在这样一个体系里，武装部队将能发挥有效作用，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将能维持一种尚称安稳的生活。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双方在把各自的最终目的秘而不宣的情况下，为了压倒中央委员会里的强硬派十分可能坚持采取核自杀行动的主张这样一种策略上的目的，而建立起了谨慎的联系。
无论如何，事情刻不容缓。政治局预定8月22日开会，以便决定在一旦美国人不接受要他们参加维持现状的谈判的最后通牒的情况下，进一步该如何行动。
在举行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的那一天上午，杜格连科的上司，即克格勃的首脑，在乘车驶入莫斯科的路途上遇到“车祸”丧了命。这时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杜格连科可以相信他将有机会参加政治局会议了。他所依赖的是两件事：其一是，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人意外，因此，除了执行计划所需要的十几个秘密警察（其中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计划的细节。其二是，当时的苏联行政机器总是顺从地接受最高领导层下达的命令，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这实际上是他决心加以改变的一个特点，但是在这一次这个特点却帮了他大忙。当政治局会议开始举行、他被召进去汇报他的上司遇到的车祸的情况时，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不是一札文件而是一支手枪，他用它击毙了沃罗特尼科夫主席，在会议室外面早已作好准备的杜格连科的同谋们一听到这个信号就一拥而入，解除了政治局其他委员的武装。杜格连科宣布他担任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在武装警戒下，他下令解除了几个主要的强硬派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且得到了其余委员的归顺。这些委员在四周都还有枪口对着他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其后几个小时里，他们紧张地抢时间采取行动，赶在任何反行动还来不及采取、任何发射核武器的草率命令还来不及下达之前，就有效地掌握武装部队的指挥权；设法使老百姓放心；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还要使美国人放心，让他们不要产生采取先发制人的核袭击的念头。当杜格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