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29章

了经验，十分可贵。所以，《律诗底研究》不但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宝贵文献。
闻一多为什么要研究律诗？他认为，“律诗为中国独有之体裁。”所以，“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底特质，研究了律诗，中国诗底真精神，便可探见了。”而且，“律诗兼有古诗，绝句，乐府底作用。学者万一要遍窥中国的各种体裁，研究了律诗，其余的也可以知其梗概。”在新诗刚诞生的时候，莫不痛诋旧诗之束缚，律诗当然更被指摘得“体无完肤”。闻一多却能这样提出问题，表现他在理论上有胆有识。
这篇著作的中心，是探讨什么是中国诗歌的特质。闻一多是从剖析律诗来解答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律诗有一般的抒情诗的特点，即简练、紧凑、整齐、精严。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的抒情诗所共有的。但是，律诗里又“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认为，“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形成这个特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先民观察了整齐的现象，于是影响到他们的意象里去，也染上整齐的色彩了。”闻一多举了以易经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有变异的均齐；伦理观念也与均齐相联系；文字构造也大多均齐；甚至生活环境的布置也重均齐。所以，他得出结论：“均齐的美在中国艺术品中表现得最圆满”。
其次，他提出“浑括”是中国文学的又一特色。所谓“浑括”，是指律诗“内含之物必多。然律诗不独内容多物，并且这些物又能各相调和而不失个性。”这是指诗歌内容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三是“蕴藉”。“蕴藉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谓欤。”指的是诗歌的表达方法，重含蓄，忌刻露。
四是“圆满”。“凡律诗之组织、音节无不合圆满主义者。现在对隅平仄诸部分可谓至美尽善，无以复加”。
闻一多讲的中国文学的特质，实际上也是他指出新诗应努力的目标：诗要写得整齐、精炼、含蓄，这样才符合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当时的新诗创作，正是存在着不整齐、不精炼、不含蓄的弊病。闻一多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重视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使新诗健康地发展。
正确的理论指导能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闻一多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对新诗提出了这个要求，“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熔入其作品中”。要具体地把握什么是“中国艺术之特质”已属不易，还要“熔入其作品中”，当然更为困难。闻一多自觉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经过刻苦的艺术实践，在1922年秋，诗风发生明显的转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在说明自己诗风转变的原因时写道：“神洲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待续）
刘烜
论彭晓雷的艺术形象
与林大中同志商榷
《读书》第一期林大中同志的《“控诉文学”及其他》，基本上否定了刘心武同志的小说《醒来吧，弟弟》。读完之后，颇为彭晓雷鸣不平，有一些意见同林大中同志商榷。
弟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吗？
林文认为，弟弟的内在性格很不统一，“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因而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
弟弟的形象果然如此吗？非也。弟弟的性格有个显著的特征：表面淡淡的，内心炽热，口头上是出世，心想的是入世。从表面上看，他终日无所事事，喝酒，聊天，弹吉他。“四五”运动的英雄事迹，他说是“没意思”；厂党委书记的来访，他冷冷相待；一切严肃的话题，他报以嘲笑；周围的大事变，他置若罔闻。他胸中只有一团死灰，似乎真是“红尘”外的人了。然而拨开这团死灰，我们会发现，在它的深处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弟弟是清醒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许多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是在弄虚作假。他们不仅曾跟着四人帮干过许多昧着良心的事，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人仍然官话、空话、套话连篇。弟弟也是认真的。他们厂领导骗取了大庆式企业称号后，别人反应倒也一般，唯独他一反常态，庆祝大会还未开完，就溜了回来，与几个毛头小伙子喝酒哼歌，以发泄其内心的愤懑。可见，他看破红尘是假，对四人帮，对弄虚作假，强烈愤恨是真；于世无争是假，恨不能抽倚天剑，斩妖魔，扫除那些弄虚作假是真。他的看破红尘，即所谓的“沉睡”，只是一种对黑暗腐朽势力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一种对它们的反抗形式。消沉、沉睡与认真、清醒，粗看是根本不相容的，然而在弟弟的性格中却有着一种辩证的、和谐的统一。在消沉、沉睡的表象下，闪耀着认真、清醒的思想火花——这就是弟弟性格的内在特征。林文说：“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这种逻辑推理未免简单化了。看起来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水乳交融地溶化在一起。这是一种矛盾吗？是的。但是生活就是如此。
概念的产物，还是生活的结晶？
林文在否定了弟弟性格的统一性后，进而还否定了弟弟形象的真实性，说他是背离生活逻辑的概念的产物，是“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
这样的分析，不知根据的是什么？当年，林彪、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理论上装得最纯洁，实际上干得最卑鄙，青年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而一旦他们的假面被揭露之后，有些青年人又很容易在激愤之余，把那些确实是纯洁的理论也当成是虚假的了。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官话、空话、套话依然存在，弄虚作假依然存在，又自然而然地会使那些青年产生一种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他们或者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或者是闭口如钳，冷对一切；或者是喝酒哼歌，自我麻醉。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又何止是有些青年人宣称看破红尘？许多中年人、老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表现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以上这些，就是弟弟形象塑造的生活依据。刘心武正是从生活出发，用艺术家的胆气，把这种隐藏在生活深处的许多不同职业、年龄、性格的人们中所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集中概括，使之典型化，塑造了弟弟的形象。他是一个人，又是一群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林彪、四人帮在人们心灵上造成了多么惨重的内伤，看到了那些弄虚作假者又是怎样无情地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弟弟是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的一类人物的代表，怎么能说是某种概念的产物呢？
仅仅是“控诉”吗？
否定弟弟形象的真实性，又必然要否定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林文说，彭晓雷是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其意义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来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其实，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仅仅在“控诉”。彭晓雷为什么会看破红尘？作品在第一节交待得很清楚。他本来是个满蓄着稚气与欢乐的少年，他真诚地相信党、相信毛泽东思想，为了表示自己的“三忠于、四无限”，曾毫不犹豫地把铸有“四个伟大”字样的红像章，狠劲地别到了左胸的肉皮上，直到现在，胸脯上还留着两个米粒大的伤疤。林彪与四人帮的垮台，使他看清了原来许多表面上神圣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场骗局。他感到受了愚弄后，开始看破了。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里。粉碎四人帮后，弟弟的眼里重新闪出亮晶晶的光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满了对角交叉的彩旗，以表达自己激动兴奋的心情。但不久，他竟又复归于冷漠。他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有些东西依然如故？他的爸爸曾被四人帮一伙打成“复辟派”折磨而死，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要求给自己的亲人平反昭雪，却被告知“当时批邓没有错”，“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而弟弟所在的那个厂又照例地在披红挂绿，“再次被评为大庆式企业”。所有这些使弟弟更加一步步消沉下去，以至变成一个愤世嫉俗，又有点玩世不恭味道的青年形象。这是控诉吗？是的，弟弟的形象尽情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现代迷信的危害。它同时又是暴露，尖锐地暴露了粉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