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42章

的志业，否则我怕不早让他给打死了。气头上一阵打，出了气，就算了，他没有想到什么教育心理学的问题。
我想逃，父亲想的是扔，把这个活麻烦给扔出去。我不一定逃得走，父亲不一定扔得掉，多少年来，也就是如此地周而复始。我也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父亲最不爱伶牙俐嘴，所以也不敢说。有一次，在高中的时候，总之觉得自己也很冤枉，很想辩解，又不敢跟父亲直接说，便写了好几大张的申辩书，放在他的书桌上。
第二天，我照样地要去学校，正在穿鞋，父亲踅到玄关跟我讲，语气居然十分平和，他说你已经学会那么多口舌了，不用再去学校，从此不用读书了。
这样表现的父亲，很不寻常，我的警觉性更高了些。
他认为我的表现是莫大的忤逆，后来果然有了动作。
那几天我特别地注意父亲的动静，他已经不太打得动我，会找别的法子吧？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搞阴谋他不在行，动机常常在言行上看得出来，而且他也不注意细节。那一次说了几句之后，他再也没有动静，这是不太可能的，他做事习惯上不会虎头蛇尾，总要有点结果。
原本话少的父亲，这两日更加沉默，我们依然在一桌上吃饭，要我添饭时，只把碗往我面前一递，往常的那一声“盛饭！”不说了，很不友善。他在日式房屋长廊下走来走去，看到我便眼露凶光，气呼呼的，我也尽量地闪开。
那天早上，父亲起来得早，我赶紧也跟着起身观察。趁他进洗手间时，飞快地跑到他的书房瞧一眼。这一瞧可不得了，书桌上一张宣纸，毛笔写了一封信，是给我读书的复兴中学陈校长的，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了校长的台甫。他写道：
“永康校长座右：小儿国光愚顽不堪，品学俱劣，幸蒙不弃，复承赐列名次之外，且感且愧。如今恳请惠予开除，得以早服兵役，庶几匡于正轨，免为社会国家之累也。弟廷英再拜顿首”
我赶紧躲回我的房间，听到他出门去后，我连忙看看他的书桌，果不其然，桌上的信没了，于是就把他的身份证与图章迅速地先偷到手边。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我赶忙骑单车出门，直奔和平东路我家附近的邮政局，强自镇定地跟局里的人说，有一封寄错了的信要收回。寄信人是我父亲，但是他没有空，要我代办。我还没有填表，他们先查了一下，马上跟我讲，刚刚走了一班邮件。
服预备军官役时，空军少尉三级
“到哪儿去了？”
“总局，在博爱路。”
问清楚了该找什么部门，我飞快地骑着单车直冲博爱路邮政总局。到了总局，填好寄达的地址姓名跟寄件人的姓名地址，他们就拿到里面去查，然后跟我回话说，找不到。
这一下我可慌了，此刻一位在办公桌上处理其他业务的先生，只随口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限时专送？”
我完全没有料到平信跟限时信是两个部门，我飞快地跑到拐个弯、大门在忠孝西路上的“限时专送”部，手里抓着那一张在平信部门刚填好的表格。窗口里的那位也是穿着绿衣的先生，低头看了我的表格一下，赶忙抬头，跟门口的一部已经发动了的绿色邮车大喊：
“等一下等一下！”
一边他本人也跑出来，要去阻止这一班邮车出发。
开车的邮务士听到了声音，也没关油门，只从车上下来，依言开了车子后门，拉出一个上面绑了注明有北投地区纸牌的帆布袋，这位先生把袋子径自打开整个地往地下一倒，一个大大的白底红框信封，就在浮面上，父亲沉雄开展的毛笔字迹赫然在目：“陈校长永康勋启”。
这一件事我没有让它静悄悄地过去，拿了证物，我向几位父执辈的朋友一一告状，请求奥援。不用说，父亲也吃几位朋友指责讽喻了一番，也只好闷声不响。但是我很明白，家，我是待不下去了。然而又能去哪儿呢？很费踌躇。因为我这一走，此生此世，必然是永不回头了，一定要好好计划。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出格的报复
父子二人似乎都避谈此事，彼此假作不知。可是气氛很吊诡，沉闷得让我透不过气。
事情并没有淡化，没过几天，在晚餐桌上，只有父亲跟我，姐姐那天不在家。父亲吃了一半，放下碗筷，并没有看着我，面孔是对着墙的：“你写信到日本，让人家别跟我结婚，我都知道了！”
听得出，他是强压着愤怒，一字一字说的。这个儿子的作为，已经让他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限。
我知道这几年颇有几人鼓励他再婚，多半是男性的友人，反对的也有，多半是女性的堂客。但是姐姐跟我都长大了，真的无所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跟着姐姐反对过父亲再找一个太太，那时太小，太不懂事，怪只能怪刚刚看过卡通影片《白雪公主》，见识了那个拿毒苹果给公主吃的后娘。但是到了如今，真的还有点巴望他早日再婚，年过六十的父亲，有人照应总是好的。父亲一生只有一年多的婚姻生活，长年不交女朋友，虽然也有仰慕他的女性。他全部的生命就只有学术，到了晚年，想要成家，也是非常正常的。姐姐跟我早就有此共识。我私下还觉得他的某些古怪，是不是跟没有正常的家庭有关？我怎么可能去阻止他的婚姻？
我当然否认，然而父亲死心塌地地认为我干了这一件事，语言的辩解已经毫无作用，只让他的情绪更加火爆。
父亲心目中最理想的太太，便是如齐世英先生的夫人齐大娘一般，能为家庭全心地贡献，无论境遇的好坏，至死不渝地呵护着整个家庭，无怨无悔。我后来遇到了母亲，在母亲身上，我见不到齐大娘一丝一毫的影子，虽然我见到的母亲也不能说是个坏妈妈。
父亲早年负笈东瀛，在那个时代，日本女子他当然见过，到了他婚姻失败，他起初没有在意，几十年后却有了成家的意愿，但要找谁呢？年岁已高，谈情说爱他年轻时大概就不擅长，何况此际？倒是日本的老同学老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位年纪也不很轻的日本女士，那再好不过了。这种种我从旁只是点点滴滴地知道，由于家人彼此之间欠缺对话沟通，彼此的想法也从来没有交换过。换成现代家庭，几分钟的讨论就可以顺利通过。
然而父亲一口咬定捣蛋的是我，目无长上，手段阴险，罪大恶极。
那样的气氛中，我根本就不会想在这个家留下去，恨不得早早离开，目前只是在忍辱偷生。除非人格分裂，我不可能去管父亲的事情，他成不成家，至少与我无关。那个年龄的少年，更不会对这些事有特别的兴趣，自己活在新鲜奇幻的世界中，爸爸要结婚，远不如一场动人的电影来得重要。
父亲的怒火难消，有一天，他把我床上所有的东西收得干干净净，连当时必不可少的蚊帐都摘了去，他是在逼我走。
姑妈在黑夜里为我设法补纱窗，让我不至于被蚊虫咬得不能入眠。
我在遭遇父亲多少次责打之后，从来没有恨过他，一点都没有，只觉得他是个好人、好学者，一直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以后也能像他那样的出类拔萃，无论到哪儿都受人敬重。然而，在当时，我却无法理解，怎么可以那么样地冤枉我？为什么那么样地要置我于绝境？连一点辩解的空间都不给我？我们可以永不见面，但怎么可以这样不明不白地分离？
我设法抄到了那位日本女子的通信地址，几乎怀着要她救我一命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称赞父亲是个好男人，也代表姐姐欢迎她。我也跟她说，我们都已长大，很快就会离家，谢谢她肯照应我们的父亲。
过了没有多久，我偷偷读到了一封依然写给父亲的、从日本寄来的信，虽然用的是我不懂的日文，其中的中文还是可以让我猜出一点意思，而且，最重要的一句话很容易识别：
“谢谢国光的第二封信。……”
再明白不过了，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写信给她，阻止父亲与她的婚姻。这位日本女士到底也没有跟父亲成婚。成年懂事之后我想，只要有一点脑筋，她就不会嫁给父亲。马教授的家庭太复杂，还是不要沾惹比较好啊！父亲去世之前，我们早就是一对再要好不过的父子了，但我从未跟父亲谈起此事，他如此错怪我，使得父子一如仇雠，逼着他面对他当年那个太离谱的、再也无从补偿的错误，我做不到。
我记得，在那个事件之后，?